黎明，四點三十分，起來打字。窗外，果然是屬於月色的藍的天空。九份攝影的朋友們曾經告訴我，九份日出前總會有【藍光】。如此的清冷的藍，總是會讓人不自主地望向基隆嶼海面，看看昨夜的漁火，是不是都已歸航。
李進文詩人有一首新詩，結尾，他說:
想要教我的小孩挖掘，向下挖掘古老的
礦坑，有濃濁的呼吸自民初傳來
鐵鍬，十字鎬的回聲鎖入礦苗，鎖入無數的浮塵裡
來吧，我們敲開
你會聽見深層的紫色風暴
圍聚在你額頭的探照燈，平靜地聊起往事
夏天秘藏的宇宙很燙，但
向下掘，你會挖到秋天的芒草，春天的野櫻
以及冬霧具體的傷感
你會挖到不完整的九份
哪種生命可以經歷三次繁華的冶金
而不融化?
我們終於看到的僅僅是一輪月，被生活催促出發
抵達迷霧的雙眼
能夠世居安頓下來的只有藍月}(李進文，藍夜---九份的傍晚及回憶。乾坤詩刊21期，2002春季號)
台灣共產黨黨員蘇新先生，他與蕭來福先生.....等，1929年7月起，至1931年4月，在九份，猴硐，三貂嶺，瑞芳，石砥，金山...等礦山山區進行了台灣工人運動。組織了【台灣礦山工會籌備委員會】，發行油印報【礦山工人】，並且領導了幾次個別礦山的小規模生活鬥爭。(請參閱，蘇新自傳，蘇宏整理，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藍博洲先生，1992年12月9日在【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的編後語說:1976年12月26日陳若曦女士在聯合報副刊所發表的小說【老人】，就是以晚年的蘇新作原型。
【老人】，一開頭就說:
{那是讓老人懊惱的北京早春。陽光是一年到頭都爽朗慷慨，惟獨這個時候變得詭譎又小氣；不是颳風，就是下雨，否則就堆上滿天的烏雲，總要折騰一陣才露出笑臉。......吃過早飯就來掃大宅院裡的公共廁所，他在心裡提醒自己，這總比對著書桌枯坐，絞盡腦汁也無法下筆寫【交代】好些。
老人，青年時代留學日本，參加了共產黨，腦子裡全是如何【光復台灣，解放中國】的念頭，甚至抱負著【解放全人類】的雄心壯志。}(請參閱，老人，聯經出版，民國六十七年版，陳若曦)
李鴻章，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兩點半鐘至春帆樓與伊藤博文會議，在會議中對後者說:【如此狼凶條款，簽押，又必受罵，奈何。】，接著，請求減讓賠償金。
伊藤博文不准。
李鴻章說:【貴國所得之地甚多，財源甚廣，請從寬處著想，不必尊顧目前。】
伊藤博文說:【所有財源皆未來事，不能畫入現在賠款。】
(李)；【財源甚長利益甚博】
(伊)；【將來開源之利皆用在地面上，萬無餘矣。】
(李)；【財源不僅如此，必定興旺。】
(伊)；【欲開財源所費必大。】
(李)；【即次台灣而論，華人不善經營，有煤礦有煤油有金礦，如我為撫必一一開辦。】......
伊藤博文仍然不肯讓步。
李鴻章說:【又要賠錢又要割地，隻管齊下出手太狠，使我太過不去。】。(請參閱，李鴻章手記，台灣割讓中日談判密話錄-伊藤博文.李鴻章一問一答，西南書局印行，中華民國64年版)
出手太很，使我太過不去?這的確是。
台灣民主國副總統丘逢甲的【離台詩】就說，
宰相有權能割地
孤臣無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鴟夷子
回首河山意黯然
......
其二
捲土重來未可知
江山亦要偉人持
成名豎子知多少
海上誰來建義旗
......
(雨港古今詩選，基隆市文化中心民國八十七年出版)
李鴻章有沒有被授權抗爭，或是，在伊藤博文背後的強權前有權不割地?這我不知道；但是，這【其二】的詩，倒是預言了日本殖民台灣後，台灣人的抵抗精神。
【伊藤博文.李鴻章一問一答】中，李鴻章還曾特別舉出:【台灣係潮州彰泉客民遷行最為強悍】，而伊藤博文回答以台灣還有原住民。
果然，從割讓給日本後的初期武裝抗日來看，即便置戰死的義勇軍於不論，單單看法院判決數據與日本官員與學者的敘述就可知，【成名豎子知多少，海上誰來建義旗】，這句話不是虛言。
{1895年至1906年，初期武裝抗日的八年間，抗日義士被判為【土匪】而處死刑者，計有四千六一二人，被處徒刑二千二零二人。
另一方面據劊子手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親自吐露，自1897年至1902年的六年間，被逮捕的【土匪】計有八千零三十人，其中依【法】被處死刑者三千四百七三人，另外，以【臨時處分】(不經法律手續)而被殺戮者達四千零四三人(參見鶴見祐輔，後藤新平傳，1937版)；再有一說，自一九九八年至一九零二年的五年間以【匪徒刑罰令】被處死者計有二千九九八人，不經法律手續而被殺戮者共達一萬九五零人(東鄉實，左藤四郎，台灣殖民發達史，1916年}。
然而實際上，在初期武裝抗日時期被殺害的抗日義士及無辜百姓，非但是遠超過上述的數目，而且到後來竟達到無法計算的程度，這點是不必經過贅言，可見日本帝國主義摧殘殖民地人民的殘忍狠辣。}。(台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蓬島文化公司1980年出版)。
李鴻章所說的有煤礦有金礦指的應該也包括了九份所在的台灣東北角吧?
九份產金也產煤。割讓日本的前後，吸引了大量的人口。煤的部分先不論，就以黃金總產量而言，真是應了李鴻章所說的，【財源甚長利益甚博】。
{1932年九份地區總人口數為8289人，戶數達到1716戶；同年，舊稱九份金山的瑞芳礦場產金量為15430兩；1938年，九份總人口數為16404人，總戶數為3285戶；同年黃金產量，從1898年的246兩，躍增到45341兩。}(請參閱，九份口述歷史與解說資料彙編，張瓈文主持，文建會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出版)。
{而日本佔領台灣後的經營收支情況，在帳面上由紅字轉為黑字的時間為1905年，自1985年日本佔領台灣以來已迄該年的9年之間，由日本國匯至台灣來的總金額為三千零四十八萬餘日圓，此乃日本佔領台灣以來迄至確立開發基礎為止，所付出的資金。相對的，日本自該筆資金所獲得的報償由1897年至1921年為止，台灣與日本間的貿易之輸出總金額為二十億零三百三十一萬日圓，其所得之純利，若依最低的百分之十五為計，是為三億零四十一萬日圓，此乃日本佔領台灣以來所投入資金之十倍。}(喜安幸夫，日本統治台灣密史，武陵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八年)。
這也難怪乎，李鴻章主張兩個月交割台灣，而伊藤博文要求為一個月。
李鴻章質疑說:【貴國何必急急，台灣已是口中之物】，而伊藤博文回答說，【尚未下咽，餓甚。】。
與兩位政治家不同的是，蘇新先生在九份等礦山山區看到的是礦工的需要，包括【公共廁所】。
{1917年11月樹立【蘇維埃政府】而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蘇維埃聯邦】，1919年3月2日【共產國際】成立於莫斯科。這共產國際即以【打倒世界資本主義，廢除一切階級與國家，樹立能夠實現社會主義(共產國際的前一階級)的無產階級專政與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為最高目標。同時主張為了達成這最高目標必得採取【包括武裝鬥爭的一切有效手段。勞動國際即以全體形成著一個統一的，國際性的布爾塞維克黨，即所謂【世界黨】，並以各國共產黨為其【支部】(例如中國共產黨即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但是對於希望加入的各國共產黨的審查極為嚴格，必須同意遵守【二一加入條件】才能通過，所以【加入共產國際就好比駱駝要穿針穴之難】。其所謂【二一條件】之中，最為重要的乃是:
(一)遵守民主集中制。
(二)無條件服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又稱(莫斯科總部)的決議與指示。
(三)支部黨的規約，綱領，幹部等重要事項必須預先經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批准。
(四)雖已經過支部黨的正規手續而被決定的事項，如逢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反對，也得服從更改。
(五)有關共產國際的決定，決議，指示等都得一律刊登在支部黨的機關報紙上，藉以把其徹底於全部的下級黨員。
(六)為了防止反布爾塞維克的混進，必須實行定時清黨等。........。
共產國際因組織嚴密，領導極為嚴格，所以不過幾年，其支部竟然遍布於全世界，六十餘國的支部黨中，在亞洲即有了土耳其共產黨(1918年)，印尼共產黨(1920)，中國共產黨(1921年)，日本共產黨(1922年)，印度共產黨(1922年)，緬甸共產黨(1924年)，朝鮮共產黨(1925年)，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1928年)，越南共產黨(1930年)....等等。}(台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蓬島文化公司1980年出版))。)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興起的民主政治，民族自決以及社會主義的影響，在1915年4月的西來庵事件之後，台灣人幾乎已經停止採取直接鬥爭的方式，而改以更廣泛的政治鬥爭，來抵抗日本統治運動。政治運動的發展促成社會的近代化，社會的近代化則植基於【資本主義的滲透，某種程度的教育普及】(1)。
1931年爆發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新興的法西斯思潮也波及台灣，台灣人的抵抗運動逐漸受到嚴厲的壓制。1937年盧溝橋事件發生後，中日兩國全面進入戰爭狀態，更使得台灣的抵抗運動在表面上幾乎消失無蹤。(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許世楷，玉山社2005年出版)。
1929年10月，年紀23歲的蘇新先生，
{奉台灣共產黨東京支部的命令，調到基隆礦區，與蕭來福先生等工運份子建立了基隆地區黨支部，並且負責支部黨務。成立了【台灣礦山工會】，並且發行油印報【礦山工人】。}(蘇新年表，蘇慶黎，蘇宏編製，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講到台灣共產黨的由來。蘇新先生寫於1952年的自傳草稿裡說:
{【台灣共產黨】是1928年春，在上海以【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名義誕生的。當時的中央委員是林木順(書記)，蔡孝乾，林日高，莊春火，洪朝宗等五人；候補委員是；翁澤生，謝雪紅。黨成立不久，謝雪紅就在上海被捕，黨的重要綱領也被敵人(按，日本)所獲。敵人已經知道台灣共產黨的成立，並知道了台灣共產黨是日共系統。}。】。}(蘇新自傳，蘇宏整理，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1928年前後的上海以及整個中國的政治情況如何呢?1928年10月5日，毛澤東說:
{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的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從廣東出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半路被買辦豪紳階級篡奪了領導權，立即轉向反革命路上，全國工農民眾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中國的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嗎?一，國內的政治狀況，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人民出版社，1952年)
而日本方面呢?
{1928年(昭和三年)3月15日，日本警察進行了寸草不留的大檢舉(所謂【三一五大檢舉】，被捕的日共黨員及其關係者達三千四百餘人，作為群眾橋樑的外圍組織，勞動黨，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日本無產青年同盟，學生聯合會，東大新人會，各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等也一率解散。京都大學名教授和上肇，東京大學教授大森逸太郎，九洲大學教授向坂逸郎等著名的共產主義學者也一一被驅逐。
同年十月，勞動者出身的中央常任委員，渡邊政之輔在莫斯科返國的歸途，從上海渡往台灣基隆港時，終於被基隆水上警察局所發現，他在臨危時先開槍擊斃警察一人，之後，再把槍口對準自己的頭顱而自殺身亡。}(台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蓬島文化公司1980年出版))。)
而毛澤東本人在那期間也有一段驚險:
{1927年九月，......正當我組建軍隊，往來奔波於漢陽礦工與農民赤衛隊之間時，我被一些為國民黨效力的民團抓住了。那時國民黨的恐怖正處在高潮，成百上千的人被懷疑是共產黨而遭槍決。我被帶往民團總部，將在那裡被槍斃。幸而我身上帶著從一個同志那裡借來的幾十元錢，我就試圖賄賂押差把我放了，這些普通士兵都是雇傭來的，見我被殺於他們並無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放我，但負責的小官卻不同億。於是我決定逃跑，直到我被帶至離國民黨總部約兩百碼的地方，我才有機會逃走。我在那個地方爭拖出來，跑進了田野。
我跑到一處高地，下面是水塘，周圍長滿了很高的草，在這裡，我一直藏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我，又強迫幾個農民幫他們。但不管怎麼樣，我還是逃脫了。盡管有六，七次我都不抱希望了，覺得我肯定要被重新被抓住。終於，在天黑時，他們放棄了尋找。我馬上翻山越嶺，整夜趕路。我沒穿鞋，腳磨得出了血。路上我碰到一個農民，和他交了朋友，他給我藏身的處所，後來又給我帶路去目的地。我身上還有七圓錢，我用這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吃的。最後我安然到達農民赤衛隊時，衣兜裡只剩下兩個銅板。(蘇維埃運動，紅星照耀中國，美，埃德加，斯諾著，李方準，梁民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至於，台灣共產黨召開大會的情況，謝雪紅女士在【我的半生記】的口述中有相當詳實的回憶:
{【1928年4月15日上午在上海的法租界舉行。....大會的領導人是中共中央代表彭榮同志，列席者有朝鮮共產黨代表呂運亨同志。.....大會開始首先由彭榮同志講話，接著由我和林木順做籌備建黨經過情形的報告，報告是用閩南語講的，因此，林木順要替彭榮同志和呂運亨同志翻譯。】。
【1928年4月17日下午，我和林木順一起又到大會會址去見彭榮同志，他給我們的指示是；台共黨員幾乎是知識份子，真正工農出身的份子很少，這是建黨初期難以避免的現象，但今後應該在實際工作中著意大力吸收工農份子，以改變黨內知識分子所暫成份的比例；....。】，
【同時，我們也向他反映，我們計畫五月以前，讓全體黨員回台從事實際工作，我也要去日本；當前，我們工作重點是工運(礦山，鐵路，高雄筑港)，農運(台灣農民組合)和台灣文化協會。彭榮同志也都同意了。】。}(我的半生記，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1997年出版，發行人；楊翠華)。
{大會所通過的政治大綱，其中第八項台灣共產黨當面的口號:
第一條;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第二條;台灣民族獨立萬歲.
第三條；建立台灣共和國。
第四條；撤廢壓制工人與農民的惡法。
第五條；爭取七小時的勞動(不勞動者不得吃飯)。
第六條；爭取罷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
第七條；爭取土地歸貧農。
第八條；打倒封建殘餘勢力。
第九條；制定失業保險法。
第十條；反對壓抑日鮮無產階級的惡法。
第十一條；擁護蘇維埃聯邦。
第十二條；擁護中國革命。
第十三條；反對新帝國主義。}。(台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蓬島文化公司1980年出版)
當時的組織綱領規定【台灣共產黨暫時以第三國際支部的日本共產黨的民族支部成立】且【有關組黨事宜應請求中國共產黨的援助與指導。】。(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許世楷，玉山社2005年出版)。
關於彭榮，謝雪紅女士在回憶錄裡說:
{當時化名為彭榮的就是彭湃。那是1955年國慶節我到天安門紅台觀禮時，碰到李立三，他告訴我彭榮就是彭湃。當時，李在上海，他知道彭湃曾被中央派去領導台灣共產黨的成立大會。1956年，我去廣州觀察時，到毛主席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我在那裡看到彭湃同志的照片，我認出他就是當年的彭榮同志。彭湃同志(1886年2月22日-1929年8月31日)在1926年-1927年間領導【海陸丰】蘇維埃鬥爭的領袖，著有【海陸丰蘇維埃】，此書於1928年4月在上海出版鉛印本，和台灣共產黨同時誕生。}。(我的半生記，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1997年出版，發行人；楊翠華)。
彭湃，毛澤東說:【1927年8月1日，賀龍和葉挺率領的二十軍與朱德聯合，領導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南昌起義，這就是創建紅軍的開始。一星期後，八月七日，中國共產黨舉行特別會議，罷免了陳獨秀總書記的職務。我自1924年廣州召開的三大以來，就是黨的政治局委員，對這個決定起了積極的作用，在出席這次會議的其他十位成員中，有蔡和森，彭湃，張國燾和瞿秋白。】。(紅星照耀中國，美，埃德加，斯諾著，李方準，梁民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版)。
{1928年八月，緊接著【六全大會】，召開六屆一中全會於莫斯科。選舉向忠發，李立三，周恩來，項英，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等七人為政治局委員。決定中央領導機關的分工為總書記向忠發，宣傳部長李立三，軍事部長周恩來，組織部長李維漢，職工部長劉少奇，農業部長彭湃(1929年被處決後，改由羅綺接任)。}(中共術語彙解，中國出版公司編印，中華民國六十年版)。
{1929年8月24日出席中共江蘇省委軍委會議的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等人被捕。8月30日英勇就義。......彭湃，楊殷被捕後，聯名寫信給中央，信中說，盡量設法作到同案5人避免死刑。如果不能做到，那麼他們兩人可做犧牲，請黨中央營救其餘3位同志。並請獄外同志不要傷心，保重身體。}(中國共產黨在上海，1921-199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蘇新先生:
1907年生於台南縣北門區佳里鎮，
1923年因為反抗日人教師歧視台籍學生而發動罷課，遭台南師範學校開除，
1924年考入東京大誠中學四年級，開始參加【社會科學研究會】。
1926考進東京外國語文學校英文系。
1927年退出學校，正式參加【文化協會】，主編【文協】機關刊物【大眾時報】。在林木順指導下，組織【馬克思主義小組】，籌備【台灣共產黨】建黨工作。小組成員有陳來旺(成城學院)，林添進(日本大學)何火炎(早稻田大學)與蘇新。(請參閱，蘇新年表，蘇慶黎，蘇宏編製，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蘇新先生在自傳裡說:
{1929年4月初，我離開日本回到台灣。首先到台北國際書局與謝雪紅取得聯繫，然後到羅東找木材工會幹部盧清潭，商量羅東木材工會的工作。另一方面，自己再進入太平山，化妝成一個工人，和工人一起生活工作，以準備組織工會。不久，台灣領導人派人來聯繫，並直接領導我的工作，但組織關係至八月才正式接上(可能由於在日本發生【四.一六事件】((編按;1929年4月16日拂曉，日本田中義一政府逮捕共產黨和進步人士七百餘人，嚴重破壞日共組織))，東京支部被破壞之故 。
在羅東和太平山工作了五六個月，羅東木材工會已有了相當的改進和發展，並且在太平山也組織了太平山木材工會籌備會。這些事情終於引起了當地警察局的注意，敵人發覺了有人在太平山組織工會以後，便派特務開始進行偵察。為了避免敵人發覺，我立即下山報告組織，商量如何應付這個情勢的變化。組織上決定，這個地方另派別人負責，調我到基隆礦區，組織礦山工會。這是我第一次接近工人，體驗工人的生活，所以在這短短的期間中學習了在書本上不能得到的經驗和教訓。註；盧清潭，1931年參加台灣共產黨，為正式黨員，1931年9月被捕，但沒有暴露黨員身分。1932年初被釋放，後患肺病亡故。}(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當時的太平山林場有一萬多名的工人.......，離開太平山林場後，蘇新轉到北部礦區與蕭來福一起努力礦工的組織運動。蕭來福回台後就到礦山九份當礦工，蘇新離開林場後則到石碇煤礦當工人，他們兩就在石碇，菁桐，三貂嶺，瑞芳，九份，金山一帶礦區嘗試發展工運。
組織礦山工人的工作更為困難，因當時礦區工運仍是處女地，即使是文協也沒有一點基礎。
蘇新與蕭來福在礦區努力了年餘，終於把礦工發動了起來，組織了一個【台灣礦山工會籌備會】，並且發行一份以工人為對象，文字淺白的油印刊物【礦山工人】。此外並吸收二結製糖會社的職員盧新發為黨員，在宜蘭，羅東發展農運。不僅二結製糖會社成立了蔗農組合，發生過爭議事件，並且製糖會社的附設製紙廠的職員，工人，羅東各行業員工和鐵路職工也組織了工會和讀書會。......} (蘇新與日據下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葉芸芸，附錄於，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一書中，關於蘇新先生在九份等地區的礦山工人運動有更詳細的介紹。
{台灣共產黨在台北州基隆郡礦場地帶的礦山勞動者組織活動情況如下:
本來蕭來福在潛入台灣後負責指導農民組合，但台灣當時的狀況下，工會組織運動最為落後，因此，不久後即肩負著組織礦山工會的使命來到基隆煤礦猴硐第三坑苦力小屋擔任苦力工作，慢慢地籌備工會組織。當時蘇新從太平山逃亡潛伏於盧清潭家中與中央聯絡，要求指示對策，遂接受與蕭來福共同進行礦場工會組織運動，與裝成書商前來聯絡的莊春火在1929年7月16日逃出羅東，搬到基隆煤礦猴硐第三坑苦力小屋。
爾來，蕭來福負責猴硐，蘇新負責石砥方面，以莊春火為聯絡人，按照中央的指令由蘇新和蕭來福二人構成【台灣礦場工會組織者會議】，決定在各礦坑組成礦工小組，各小組召開研究會，及如何加以指導的方針，十月正式成立組織者會議，擬定礦場工會會則及行動綱領，1930年5月，配合中央的指令，將台灣礦場工會組織改稱為【礦場工會組織籌備會】。
1929年7月，石砥第三礦坑承包人潘宏水積欠礦工工資長達三個月，礦工極為不滿。蘇新等人為了瞭解過去一年多活動效果而召開礦工大會，指導其要求條件和鬥爭方針，煽動鬥爭的實行，但是礦工們並沒有接受，反而看破沒有前途而紛紛歸農或轉至其他礦坑，導致第三礦坑的礦工全部離去，蘇新對此結束深感失望，認為是過去的領導方針有誤，開始挑撥礦工的不滿情緒，積極領導具體的鬥爭，唆使礦工王德元，曾學生，曾進興掌握一切機會家以煽動，其結果，在石砥第一礦坑將四十多名礦工組織起來組成籌備會支部。
1930年10月底松山會議後，根據會議的決議計劃發行機關報【礦山工人】，11月於五堵林溝圳住處集合共和煤礦礦工組織成礦山工會組織籌備會共和煤礦支部，且在林溝圳住處發行二期【礦山工人】散發各
礦坑小組，在猴硐也將一百數十名的會員組織化，伸出籌備會的觸角，但改革同盟成立之後，隨著蘇新的離去，發展也隨之停滯，最後也只停頓在籌備會的階段而已，沒有再繼續推展。}(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向山寬夫原著，楊鴻儒等譯)
(拙文有點長，中與下篇放在次篇。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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