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四點三十分，起來打字。窗外，果然是屬於月色的藍的天空。九份 攝影的朋友們曾經告訴我，九份 日出前總會有【藍光】。如此的清冷的藍，總是會讓人不自主地望向基隆嶼 海面，看看昨夜的漁火，是不是都已歸航。
李進文詩人有一首新詩，結尾，他說:
想要教我的小孩挖掘，向下挖掘古老的
礦坑，有濃濁的呼吸自民初傳來
鐵鍬，十字鎬的回聲鎖入礦苗，鎖入無數的浮塵裡
來吧，我們敲開
你會聽見深層的紫色風暴
圍聚在你額頭的探照燈，平靜地聊起往事
夏天秘藏的宇宙很燙，但
向下掘，你會挖到秋天的芒草，春天的野櫻
以及冬霧具體的傷感
你會挖到不完整的九份
哪種生命可以經歷三次繁華的冶金
而不融化?
我們終於看到的僅僅是一輪月，被生活催促出發
抵達迷霧的雙眼
能夠世居安頓下來的只有藍月}(李進文，藍夜---九份 的傍晚及回憶。乾坤詩刊21期，2002春季號)
台灣共產黨黨員蘇新先生，他與蕭來福先生.....等，1929年7月起，至1931年4月，在九份 ，猴硐 ，三貂嶺 ，瑞芳，石砥平溪，金山...等礦山山區進行了台灣工人運動。組織了【台灣礦山工會籌備委員會】，發行油印報【礦山工人】，並且領導了幾次個別礦山的小規模生活鬥爭。(請參閱，蘇新自傳，蘇宏整理，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藍博洲先生，1992年12月9日在【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的編後語說:1976年12月26日陳若曦女士在聯合報副刊所發表的小說【老人】，就是以晚年的蘇新作原型。
【老人】，一開頭就說:
{那是讓老人懊惱的北京早春。陽光是一年到頭都爽朗慷慨，惟獨這個時候變得詭譎又小氣；不是颳風，就是下雨，否則就堆上滿天的烏雲，總要折騰一陣才露出笑臉。......吃過早飯就來掃大宅院裡的公共廁所，他在心裡提醒自己，這總比對著書桌枯坐，絞盡腦汁也無法下筆寫【交代】好些。
老人，青年時代留學日本，參加了共產黨，腦子裡全是如何【光復 台灣，解放中國】的念頭，甚至抱負著【解放全人類】的雄心壯志。}(請參閱，老人，聯經出版，民國六十七年版，陳若曦)
李鴻章，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兩點半鐘至春帆樓與伊藤博文會議，在會議中對後者說:【如此狼凶條款，簽押，又必受罵，奈何。】，接著，請求減讓賠償金。
伊藤博文不准。
李鴻章說:【貴國所得之地甚多，財源甚廣，請從寬處著想，不必尊顧目前。】
伊藤博文說:【所有財源皆未來事，不能畫入現在賠款。】
(李)；【財源甚長利益甚博】
(伊)；【將來開源之利皆用在地面上，萬無餘矣。】
(李)；【財源不僅如此，必定興旺。】
(伊)；【欲開財源所費必大。】
(李)；【即次台灣而論，華人不善經營，有煤礦有煤油有金礦，如我為撫必一一開辦。】......
伊藤博文仍然不肯讓步。
李鴻章說:【又要賠錢又要割地，隻管齊下出手太狠，使我太過不去。】。(請參閱，李鴻章手記，台灣割讓中日談判密話錄-伊藤博文.李鴻章一問一答，西南書局印行，中華民國64年版)
出手太狠，使我太過不去?這的確是。
台灣民主國副總統丘逢甲的【離台詩】就說，
宰相有權能割地
孤臣無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鴟夷子
回首河山意黯然
......
其二
捲土重來未可知
江山亦要偉人持
成名豎子知多少
海上誰來建義旗
......
(雨港古今詩選，基隆市文化中心民國八十七年出版)
李鴻章有沒有被授權抗爭，或是，在伊藤博文背後的強權前有權不割地?這我不知道；但是，這【其二】的詩，倒是預言了日本殖民台灣後，台灣人的抵抗精神。
【伊藤博文.李鴻章一問一答】中，李鴻章還曾特別舉出:【台灣係潮州彰泉客民遷行最為強悍】，而伊藤博文回答以台灣還有原住民。
果然，從割讓給日本後的初期武裝抗日來看，即便置戰死的義勇軍於不論，單單看法院判決數據與日本官員與學者的敘述就可知，【成名豎子知多少，海上誰來建義旗】，這句話不是虛言。
{1895年至1906年，初期武裝抗日的八年間，抗日義士被判為【土匪】而處死刑者，計有四千六一二人，被處徒刑二千二零二人。
另一方面據劊子手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親自吐露，自1897年至1902年的六年間，被逮捕的【土匪】計有八千零三十人，其中依【法】被處死刑者三千四百七三人，另外，以【臨時處分】(不經法律手續)而被殺戮者達四千零四三人(參見鶴見祐輔，後藤新平傳，1937版)；再有一說，自一九九八年至一九零二年的五年間以【匪徒刑罰令】被處死者計有二千九九八人，不經法律手續而被殺戮者共達一萬九五零人(東鄉實，左藤四郎，台灣殖民發達史，1916年}。
然而實際上，在初期武裝抗日時期被殺害的抗日義士及無辜百姓，非但是遠超過上述的數目，而且到後來竟達到無法計算的程度，這點是不必經過贅言，可見日本帝國主義摧殘殖民地人民的殘忍狠辣。}。(台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蓬島文化公司1980年出版)。
李鴻章所說的有煤礦有金礦指的應該也包括了九份 所在的台灣東北角吧?
九份 產金也產煤。割讓日本的前後，吸引了大量的人口。煤的部分先不論，就以黃金總產量而言，真是應了李鴻章所說的，【財源甚長利益甚博】。
{1932年九份 地區總人口數為8289人，戶數達到1716戶；同年，舊稱九份 金山的瑞芳礦場產金量為15430兩；1938年，九份 總人口數為16404人，總戶數為3285戶；同年黃金產量，從1898年的246兩，躍增到45341兩。}(請參閱，九份 口述歷史與解說資料彙編，張瓈文主持，文建會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出版)。
{而日本佔領台灣後的經營收支情況，在帳面上由紅字轉為黑字的時間為1905年，自1985年日本佔領台灣以來已迄該年的9年之間，由日本國匯至台灣來的總金額為三千零四十八萬餘日圓，此乃日本佔領台灣以來迄至確立開發基礎為止，所付出的資金。相對的，日本自該筆資金所獲得的報償由1897年至1921年為止，台灣與日本間的貿易之輸出總金額為二十億零三百三十一萬日圓，其所得之純利，若依最低的百分之十五為計，是為三億零四十一萬日圓，此乃日本佔領台灣以來所投入資金之十倍。}(喜安幸夫，日本統治台灣密史，武陵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八年)。
這也難怪乎，李鴻章主張兩個月交割台灣，而伊藤博文要求為一個月。跟劫匪相仿，落袋為安。
李鴻章質疑說:【貴國何必急急，台灣已是口中之物】，而伊藤博文回答說，【尚未下咽，餓甚。】。
與兩位政治家不同的是，蘇新先生在九份 等礦山山區看到的是礦工的需要，包括【公共廁所】。
{1917年11月樹立【蘇維埃政府】而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蘇維埃聯邦】，1919年3月2日【共產國際】成立於莫斯科。這共產國際即以【打倒世界資本主義，廢除一切階級與國家，樹立能夠實現社會主義(共產國際的前一階級)的無產階級專政與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為最高目標。同時主張為了達成這最高目標必得採取【包括武裝鬥爭的一切有效手段。勞動國際即以全體形成著一個統一的，國際性的布爾塞維克黨，即所謂【世界黨】，並以各國共產黨為其【支部】(例如中國共產黨即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但是對於希望加入的各國共產黨的審查極為嚴格，必須同意遵守【二一加入條件】才能通過，所以【加入共產國際就好比駱駝要穿針穴之難】。其所謂【二一條件】之中，最為重要的乃是:
(一)遵守民主集中制。
(二)無條件服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又稱(莫斯科總部)的決議與指示。
(三)支部黨的規約，綱領，幹部等重要事項必須預先經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批准。
(四)雖已經過支部黨的正規手續而被決定的事項，如逢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反對，也得服從更改。
(五)有關共產國際的決定，決議，指示等都得一律刊登在支部黨的機關報紙上，藉以把其徹底於全部的下級黨員。
(六)為了防止反布爾塞維克的混進，必須實行定時清黨等。........。
共產國際因組織嚴密，領導極為嚴格，所以不過幾年，其支部竟然遍布於全世界，六十餘國的支部黨中，在亞洲即有了土耳其共產黨(1918年)，印尼共產黨(1920)，中國共產黨(1921年)，日本共產黨(1922年)，印度共產黨(1922年)，緬甸共產黨(1924年)，朝鮮共產黨(1925年)，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1928年)，越南共產黨(1930年)....等等。}(台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蓬島文化公司1980年出版))。)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興起的民主政治，民族自決以及社會主義的影響，在1915年4月的西來庵事件之後，台灣人幾乎已經停止採取直接鬥爭的方式，而改以更廣泛的政治鬥爭，來抵抗日本統治運動。政治運動的發展促成社會的近代化，社會的近代化則植基於【資本主義的滲透，某種程度的教育普及】(1)。
1931年爆發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新興的法西斯思潮也波及台灣，台灣人的抵抗運動逐漸受到嚴厲的壓制。1937年盧溝橋事件發生後，中日兩國全面進入戰爭狀態，更使得台灣的抵抗運動在表面上幾乎消失無蹤。(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許世楷，玉山 社2005年出版)。
為了防止反布爾塞維克的混進，必須實行定時清黨等?各種運動悲劇的起源之一吧?
1929年10月，年紀23歲的蘇新先生，
{奉台灣共產黨東京支部的命令，調到基隆礦區，與蕭來福先生等工運份子建立了基隆地區黨支部，並且負責支部黨務。成立了【台灣礦山工會】，並且發行油印報【礦山工人】。}(蘇新年表，蘇慶黎，蘇宏編製，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講到台灣共產黨的由來。蘇新先生寫於1952年的自傳草稿裡說:
{【台灣共產黨】是1928年春，在上海以【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名義誕生的。當時的中央委員是林木順(書記)，蔡孝乾，林日高，莊春火，洪朝宗等五人；候補委員是；翁澤生，謝雪紅。黨成立不久，謝雪紅就在上海被捕，黨的重要綱領也被敵人(按，日本)所獲。敵人已經知道台灣共產黨的成立，並知道了台灣共產黨是日共系統。}。】。}(蘇新自傳，蘇宏整理，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1928年前後的上海以及整個中國的政治情況如何呢?1928年10月5日，毛澤東說:
{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的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從廣東出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半路被買辦豪紳階級篡奪了領導權，立即轉向反革命路上，全國工農民眾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中國的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嗎?一，國內的政治狀況，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人民出版社，1952年)
而日本方面呢?
{1928年(昭和三年)3月15日，日本警察進行了寸草不留的大檢舉(所謂【三一五大檢舉】，被捕的日共黨員及其關係者達三千四百餘人，作為群眾橋樑的外圍組織，勞動黨，日本勞動組合評議會，日本無產青年同盟，學生聯合會，東大新人會，各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會等也一率解散。京都大學名教授和上肇，東京大學教授大森逸太郎，九洲大學教授向坂逸郎等著名的共產主義學者也一一被驅逐。
同年十月，勞動者出身的中央常任委員，渡邊政之輔在莫斯科返國的歸途，從上海渡往台灣基隆港 時，終於被基隆水上警察局所發現，他在臨危時先開槍擊斃警察一人，之後，再把槍口對準自己的頭顱而自殺身亡。}(台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蓬島文化公司1980年出版))。)
而毛澤東本人在那期間也有一段驚險:
{1927年九月，......正當我組建軍隊，往來奔波於漢陽礦工與農民赤衛隊之間時，我被一些為國民黨效力的民團抓住了。那時國民黨的恐怖正處在高潮，成百上千的人被懷疑是共產黨而遭槍決。我被帶往民團總部，將在那裡被槍斃。幸而我身上帶著從一個同志那裡借來的幾十元錢，我就試圖賄賂押差把我放了，這些普通士兵都是雇傭來的，見我被殺於他們並無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放我，但負責的小官卻不同億。於是我決定逃跑，直到我被帶至離國民黨總部約兩百碼的地方，我才有機會逃走。我在那個地方爭拖出來，跑進了田野。
我跑到一處高地，下面是水塘，周圍長滿了很高的草，在這裡，我一直藏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我，又強迫幾個農民幫他們。但不管怎麼樣，我還是逃脫了。盡管有六，七次我都不抱希望了，覺得我肯定要被重新被抓住。終於，在天黑時，他們放棄了尋找。我馬上翻山越嶺，整夜趕路。我沒穿鞋，腳磨得出了血。路上我碰到一個農民，和他交了朋友，他給我藏身的處所，後來又給我帶路去目的地。我身上還有七圓錢，我用這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吃的。最後我安然到達農民赤衛隊時，衣兜裡只剩下兩個銅板。(蘇維埃運動，紅星照耀中國，美，埃德加，斯諾著，李方準，梁民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至於，台灣共產黨召開大會的情況，謝雪紅女士在【我的半生記】的口述中有相當詳實的回憶:
{【1928年4月15日上午在上海的法租界舉行。....大會的領導人是中共中央代表彭榮同志，列席者有朝鮮共產黨代表呂運亨同志。.....大會開始首先由彭榮同志講話，接著由我和林木順做籌備建黨經過情形的報告，報告是用閩南語講的，因此，林木順要替彭榮同志和呂運亨同志翻譯。】。
【1928年4月17日下午，我和林木順一起又到大會會址去見彭榮同志，他給我們的指示是；台共黨員幾乎是知識份子，真正工農出身的份子很少，這是建黨初期難以避免的現象，但今後應該在實際工作中著意大力吸收工農份子，以改變黨內知識分子所暫成份的比例；....。】，
【同時，我們也向他反映，我們計畫五月以前，讓全體黨員回台從事實際工作，我也要去日本；當前，我們工作重點是工運(礦山，鐵路，高雄筑港)，農運(台灣農民組合)和台灣文化協會。彭榮同志也都同意了。】。}(我的半生記，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1997年出版，發行人；楊翠華)。
{大會所通過的政治大綱，其中第八項台灣共產黨當面的口號:
第一條;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第二條;台灣民族獨立萬歲.
第三條；建立台灣共和國。
第四條；撤廢壓制工人與農民的惡法。
第五條；爭取七小時的勞動(不勞動者不得吃飯)。
第六條；爭取罷工，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
第七條；爭取土地歸貧農。
第八條；打倒封建殘餘勢力。
第九條；制定失業保險法。
第十條；反對壓抑日鮮無產階級的惡法。
第十一條；擁護蘇維埃聯邦。
第十二條；擁護中國革命。
第十三條；反對新帝國主義。}。(台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蓬島文化公司1980年出版)
當時的組織綱領規定【台灣共產黨暫時以第三國際支部的日本共產黨的民族支部成立】且【有關組黨事宜應請求中國共產黨的援助與指導。】。(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許世楷，玉山 社2005年出版)。
關於彭榮，謝雪紅女士在回憶錄裡說:
{當時化名為彭榮的就是彭湃。那是1955年國慶節我到天安門紅台觀禮時，碰到李立三，他告訴我彭榮就是彭湃。當時，李在上海，他知道彭湃曾被中央派去領導台灣共產黨的成立大會。1956年，我去廣州觀察時，到毛主席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我在那裡看到彭湃同志的照片，我認出他就是當年的彭榮同志。彭湃同志(1886年2月22日-1929年8月31日)在1926年-1927年間領導【海陸丰】蘇維埃鬥爭的領袖，著有【海陸丰蘇維埃】，此書於1928年4月在上海出版鉛印本，和台灣共產黨同時誕生。}。(我的半生記，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1997年出版，發行人；楊翠華)。
彭湃，毛澤東說:【1927年8月1日，賀龍和葉挺率領的二十軍與朱德聯合，領導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南昌起義，這就是創建紅軍的開始。一星期後，八月七日，中國共產黨舉行特別會議，罷免了陳獨秀總書記的職務。我自1924年廣州召開的三大以來，就是黨的政治局委員，對這個決定起了積極的作用，在出席這次會議的其他十位成員中，有蔡和森，彭湃，張國燾和瞿秋白。】。(紅星照耀中國，美，埃德加，斯諾著，李方準，梁民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版)。
{1928年八月，緊接著【六全大會】，召開六屆一中全會於莫斯科。選舉向忠發，李立三，周恩來，項英，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等七人為政治局委員。決定中央領導機關的分工為總書記向忠發，宣傳部長李立三，軍事部長周恩來，組織部長李維漢，職工部長劉少奇，農業部長彭湃(1929年被處決後，改由羅綺接任)。}(中共術語彙解，中國出版公司編印，中華民國六十年版)。
{1929年8月24日出席中共江蘇省委軍委會議的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等人被捕。8月30日英勇就義。......彭湃，楊殷被捕後，聯名寫信給中央，信中說，盡量設法作到同案5人避免死刑。如果不能做到，那麼他們兩人可做犧牲，請黨中央營救其餘3位同志。並請獄外同志不要傷心，保重身體。}(中國共產黨在上海，1921-199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蘇新先生:
1907年生於台南縣北門 區佳里鎮，
1923年因為反抗日人教師歧視台籍學生而發動罷課，遭台南師範學校開除，
1924年考入東京大誠中學四年級，開始參加【社會科學研究會】。
1926考進東京外國語文學校英文系。
1927年退出學校，正式參加【文化協會】，主編【文協】機關刊物【大眾時報】。在林木順指導下，組織【馬克思主義小組】，籌備【台灣共產黨】建黨工作。小組成員有陳來旺(成城學院)，林添進(日本大學)何火炎(早稻田大學)與蘇新。(請參閱，蘇新年表，蘇慶黎，蘇宏編製，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蘇新先生在自傳裡說:
{1929年4月初，我離開日本回到台灣。首先到台北國際書局與謝雪紅取得聯繫，然後到羅東找木材工會幹部盧清潭，商量羅東木材工會的工作。另一方面，自己再進入太平山 ，化妝成一個工人，和工人一起生活工作，以準備組織工會。不久，台灣領導人派人來聯繫，並直接領導我的工作，但組織關係至八月才正式接上(可能由於在日本發生【四.一六事件】((編按;1929年4月16日拂曉，日本田中義一政府逮捕共產黨和進步人士七百餘人，嚴重破壞日共組織))，東京支部被破壞之故 。
在羅東和太平山 工作了五六個月，羅東木材工會已有了相當的改進和發展，並且在太平山 也組織了太平山 木材工會籌備會。這些事情終於引起了當地警察局的注意，敵人發覺了有人在太平山 組織工會以後，便派特務開始進行偵察。為了避免敵人發覺，我立即下山報告組織，商量如何應付這個情勢的變化。組織上決定，這個地方另派別人負責，調我到基隆礦區，組織礦山工會。這是我第一次接近工人，體驗工人的生活，所以在這短短的期間中學習了在書本上不能得到的經驗和教訓。註；盧清潭，1931年參加台灣共產黨，為正式黨員，1931年9月被捕，但沒有暴露黨員身分。1932年初被釋放，後患肺病亡故。}(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當時的太平山 林場有一萬多名的工人.......，離開太平山 林場後，蘇新轉到北部礦區與蕭來福一起努力礦工的組織運動。蕭來福回台後就到礦山九份 當礦工，蘇新離開林場後則到石碇煤礦當工人，他們兩就在石碇，菁桐，三貂嶺 ，瑞芳，九份 ，金山一帶礦區嘗試發展工運。
組織礦山工人的工作更為困難，因當時礦區工運仍是處女地，即使是文協也沒有一點基礎。
蘇新與蕭來福在礦區努力了年餘，終於把礦工發動了起來，組織了一個【台灣礦山工會籌備會】，並且發行一份以工人為對象，文字淺白的油印刊物【礦山工人】。此外並吸收二結製糖會社的職員盧新發為黨員，在宜蘭，羅東發展農運。不僅二結製糖會社成立了蔗農組合，發生過爭議事件，並且製糖會社的附設製紙廠的職員，工人，羅東各行業員工和鐵路職工也組織了工會和讀書會。......} (蘇新與日據下的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葉芸芸，附錄於，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一書中，關於蘇新先生在九份 等地區的礦山工人運動有更詳細的介紹:
{台灣共產黨在台北州基隆郡礦場地帶的礦山勞動者組織活動情況如下:
本來蕭來福在潛入台灣後負責指導農民組合，但台灣當時的狀況下，工會組織運動最為落後，因此，不久後即肩負著組織礦山工會的使命來到基隆煤礦猴硐 第三坑苦力小屋 擔任苦力工作，慢慢地籌備工會組織。當時蘇新從太平山 逃亡潛伏於盧清潭家中與中央聯絡，要求指示對策，遂接受與蕭來福共同進行礦場工會組織運動，與裝成書商前來聯絡的莊春火在1929年7月16日逃出羅東，搬到基隆煤礦猴硐 第三坑(瑞三煤礦，瑞芳三坑煤礦)苦力小屋 (礦夫寮)。
爾來，蕭來福負責猴硐 ，蘇新負責石砥(石底，即後來楊逵作家入坑並調研一周的礦區)方面，以莊春火為聯絡人，按照中央的指令由蘇新和蕭來福二人構成【台灣礦場工會組織者會議】，決定在各礦坑組成礦工小組，各小組召開研究會，及如何加以指導的方針，十月正式成立組織者會議，擬定礦場工會會則及行動綱領，1930年5月，配合中央的指令，將台灣礦場工會組織改稱為【礦場工會組織籌備會】。
1929年7月，石砥第三礦坑承包人潘宏水積欠礦工工資長達三個月，礦工極為不滿。蘇新等人為了瞭解過去一年多活動效果而召開礦工大會，指導其要求條件和鬥爭方針，煽動鬥爭的實行，但是礦工們並沒有接受，反而看破沒有前途而紛紛歸農或轉至其他礦坑，導致第三礦坑的礦工全部離去，蘇新對此結束深感失望，認為是過去的領導方針有誤，開始挑撥礦工的不滿情緒，積極領導具體的鬥爭，唆使礦工王德元，曾學生，曾進興掌握一切機會加以煽動，其結果，在石砥第一礦坑將四十多名礦工組織起來組成籌備會支部。
1930年10月底松山會議後，根據會議的決議計劃發行機關報【礦山工人】，11月於五堵林溝圳住處集合共和煤礦礦工組織成礦山工會組織籌備會共和煤礦支部，且在林溝圳住處發行二期【礦山工人】散發各
礦坑小組，在猴硐 也將一百數十名的會員組織化，伸出籌備會的觸角，但改革同盟成立之後，隨著蘇新的離去，發展也隨之停滯，最後也只停頓在籌備會的階段而已，沒有再繼續推展。}(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向山 寬夫原著，楊鴻儒等譯)
關於【松山會議】，按照蘇新先生的說法是:
{......1929年2月12日謝雪紅又在台北被捕，同時台灣警察當局也大批地逮捕了台灣農民組合本部及各支部的主要幹部，認為這樣可能找出台灣共產黨組織的線索。這就是所謂【二.一二事件】。由於敵人逮捕的規模相當大，黨的一部分幹部和黨員認為可能是敵人向台共的進攻，有的離開了台灣到大陸(如蔡孝乾，潘欽信，葉綠雲等)，有的消極下去聲明脫黨(如洪朝宗)。因此，在台灣只剩下兩個委員(林日高，莊春火)及一個候補委員(謝雪紅)。1930年夏天以後，林日高聲明辭去中委職務，莊春火也放棄了工作崗位，這樣領導機構只剩謝雪紅一人。我們可以看出，台灣黨的領導機構一開始就很不健全，後來又有大部份中委脫離了組織，使黨遠遠落在客觀形勢的後面。所以，當時如何再建黨的領導機構，以健全黨的組織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任務。
謝雪紅於1930年10月底召開了一個【擴大委員會會議】。出席這個會議的有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各種工會的黨組負責人及各地黨組織的負責人等等。我也以礦山工會及黨基隆支部的負責人的資格參加。這個會議的主要內容是:
(一)由謝雪紅報告台灣黨成立以來的黨內情況，變化的經過；
(二)開除中委林日高，莊春火的黨籍；
(三)檢討整個過去的工作和領導；
(四)由各人報告各地方黨組織及群眾團體的工作情況，記取了經驗教訓；
(五)決定再派人到上海，與翁澤生和東方局聯繫，並請求派人返台召開大會，重新建立黨的領導機構及決定今後的方針任務，至於如何派人和如何打報告，由謝雪紅負責。}。(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確切時間，地點則為1930年10月27日假台北松山庄上塔悠的張寬裕宅(台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蓬島文化公司1980年出版))。
關於【改革同盟】:
{1930年夏天，在海參崴曾經開過【國際勞動會議】。當時，翁澤生受國際共產東方局的指示，派一個學生帶信回來台灣，要求台灣黨派兩個人參加這個會議。台灣黨派陳德興和林朝宗到上海，但因出境困難，拖延了時間，陳德興到上海時，會議已開完，來不及出席，就在上海逗留了兩個多月。(林朝宗到福州時被日本領事館抓回台灣，未能達到目的。)。
1930年陳德興從上海回台灣，謝雪紅派他到到我的地方(礦區)工作。陳當時對我說:【根據翁澤生說，台灣黨曾經通過翁澤生向東方局提出關於台灣黨的報告。東方局和翁澤生根據這各報告和其他材料研究結果，向台灣黨指出錯誤和缺點，並指示今後的方針和任務。其主要內容是，台灣黨犯著右傾機會主義和關門主義的錯誤，應該很快地糾正這些錯誤，大膽地，慎重地展開群眾日常生活的鬥爭，而在這種鬥爭中組織群眾，這樣方能夠在群眾中建立黨的基礎。】
陳德興又對我說:【翁澤生吩咐我回台以後，盡量說服謝雪紅，使她能夠認是到過去台灣黨的錯誤(當然這並不是謝一個人的錯誤，而是整個黨的錯誤)，能夠接受新的任務。如果不接受，那麼你可找王萬得，趙港，蘇新等商量。在黨內基即份子之間進行改造黨的準備工作。我按照翁澤生的吩咐，與謝談了很多，但沒有效，所以想和你(蘇)及王萬得商量這個問題。最後，我們決定；召集各地黨組織及群眾團體黨組織負責人來正式開會討論。
1931年1月上旬，我們在台北開過幾次會議，出席者有:王萬得，趙港，顏石吉，陳德興，吳拱照，蕭來福，蘇新，莊守等人。會議上由王萬得，趙港的提議，決定成立臨時領導機構，名為【改革同盟】，選出王萬得，趙港，吳拱照，蕭來福，蘇新五人為委員。
【改革同盟】成立後，各地方的幹部都回去原來的工作崗位，等待東方局派人來召開大會。陳德興負責把他回去以後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報告給翁澤生。後來，據說翁澤生接到報告以後，與東方局瞿秋白同志研究這個問題，而發現了【改革同盟】犯了原則性錯誤。因此，翁澤生到福建找蔡孝乾(當時人在漳州)和潘欽信(當時在廈門)商量如何處理。結果調潘欽信到上海與翁澤生準備召開大會及糾正錯誤所需要的文件。為了阻止台灣黨更大的混亂，於1931年2月派潘欽信為代表，帶東方局對台灣黨的指示【告台灣共產主義者書】，【中共中央致台灣同志書】，【台灣共產黨新綱領】及二，三種學習文件回到台灣。
潘欽信返台後，立即召即【改革同盟】的主要幹部，王萬得，蕭來福，蘇新等(當時陳德興，趙港，吳拱照已被捕，沒有參加)，傳達上海的指示，並指出【改革同盟】的原則性錯誤，命令解散。當時潘欽信所指出的主要內容是:【翁澤生同志並不是教你們另外組領導組織機構，由上而下去進行黨的改造工作，而是大會之前一方面檢討過去的工作，另方面展開群眾的組織和鬥爭，用這樣的方法來教育一般黨員，提高黨員水平，準備迎接大會，在大會上由下而上批評領導，以達到改造黨的目的】。但當時(潘欽信返台以前)我們由於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低，未能理解這個精神。
關於如何召開大會的問題，我與王萬得，潘欽信之間也交換了意見，我認為應該叫謝雪紅他們參加，顯然他們是少數。但王，潘認為，估計謝雪紅他們絕不會承認過去的錯誤來接受新的任務。既然如此，他們參加大會也不能解決問題。這次大會的內容及今後黨的方針任務被他們知道是危險的，對今後的工作將有很大的障礙。其次，謝已在上海及台灣被捕過兩次，日本政府可能已經知道謝是黨的領導人之一，叫她出席也是很危險的。當時，我對台灣黨領導機構的情形及幹部之間的關係不甚了解。也就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
在這種情況下，終於以【改革同盟】為基礎，於1931年5月初，在台北觀音山召開了【台灣共產黨第二次大會】。
這次大會主要內容是:
(1)清算黨過去的錯誤(改革同盟)也在內)；
(2)討論和通過黨的新綱領；
(3)討論和通過對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小市民運動的方針任務；
(4)通過【致中共中央感謝信】；
(5)通過開除謝雪紅，楊克培，楊克煌得黨籍；
(6)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
中央委員有王萬得，潘欽信，蘇新，劉守鴻，顏石吉等五人；
候補委員有；蕭來福，簡娥二人。大會結束後，再由中委之中選出王萬得，潘欽信，蘇新三人為常委，構成【書記局】，以王萬得為書記。
下面設組織部和宣傳部，以潘欽信為組織部長，蘇新為宣傳部長。}(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日期，史明先生則記為1931年5月31日至6月2 日。地點為王萬得妻的養父的淡水郡八里坌鄭水龍宅。(台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蓬島文化公司1980年出版))。
回過來看，1930年，九份....等礦山山區，蘇新所作成的【台灣礦場工會行動綱領】如下:
一 為獲得言論，集會，出版，結社自由的鬥爭。
二 為獲得【罷工】，示威運動，戶外集會自由的鬥爭。
三 為獲得組織工會活動自由的鬥爭。
四 為撤廢一切治安維持法，治安警察法及壓迫無產階級等惡法令的鬥爭。
五 為獲得團體協約權的鬥爭。
六 為反對直接間接降低工資，要求提高工資及誌定最低工資的鬥爭。
七 為反對直接間接延長勞動時間，制定八小時勞動制的鬥爭。
八 為增產，津貼，獎金，現品支給等納入本薪的鬥爭。
九 為反對解雇，加倍給復夜班工資的鬥爭。
十 為廢止承包制，工頭制，按件計酬等，確立日薪制的鬥爭。
十一 為反對扣分及沒收的鬥爭。
十二 為改善礦產設備，衛生設備的鬥爭。
十三 為增設工寮及或得管理權的鬥爭。
十四 為蓄電池，瓦斯登等一切生產設備應由公司負責的鬥爭。
十五 為對坑外工人供應雨衣及其他防水用具的鬥爭。
十六 為反對調進所(公司經營的福利社的暴利)，要求降低調進所物價及獲得調進所管理權的鬥爭。
十七 撤廢官僚式就業規則及設置由一般工人選出【勞動監督制】的鬥爭。
十八 為設置勞動者教育機關及獲得其管理權的鬥爭。
十九 為設置工廠委員會的鬥爭。
二十 為廢止徵收共濟會及共濟會自主化的鬥爭。
二十一 為工人死傷時的治療費及家庭生活費用由公司或礦主全額負擔的鬥爭。
二十二 為廢止由工人負擔一切稅金的鬥爭。
二十三 為改廢礦業法及制定礦業特別勞動法的鬥爭。
二十四 為實施失業救濟即社會保險的鬥爭。
二十五 為同工同酬的鬥爭。
二十六 為廢止女工，少年工深夜作業的鬥爭。
二十七 為禁止婦女及十六歲以下坑內勞動的鬥爭。
二十八 為反對遲延支付工資，要求每十日支付的鬥爭。
二十九 為廢止預付款利息的鬥爭。
三十 為非制定一周內有一天支薪公休日的鬥爭。(按，非一字恐係誤增。待查。)
三十一 為反對組織一切反動團體的鬥爭。
三十二 為組織工人自衛團的鬥爭。
三十三 為援助農民運動的鬥爭。
三十四 為救援解放運動犧牲者及其家族的鬥爭。
三十五 為建立單一礦場工會的鬥爭。
三十六 為建立單一台灣總工會的鬥爭。
三十七 為支持太平洋勞動組合會議的鬥爭。}(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向山寬夫原著，楊鴻儒等譯)
之後，發起了，台北州基隆郡石砥煤礦的罷工。
{石砥煤礦的罷工，1931年4月1日在煤礦公司以不景氣為由發佈調降薪資為契機而開始罷工，其情況如下:
蘇新所領導的石砥煤礦在1931年3月左右傳出調降薪資的風聲，引起礦工們的騷動和不安，蘇新接到以上狀況的報告之後，於3月12日向在台北是龍山寺町三都商會二樓後面陳德興住處舉辦的黨中央常任委員會報告此狀況，並商議對策，依照中央常任委員會的決議，為了領導該地的鬥爭，與謝祈年赴該地，召集石砥第一至第三礦坑組隻小組，煽動激發鬥爭，也至其它燒窯廠，工廠等進行鼓吹。
4月1日第一礦坑按照預定發表調降工資，蘇新，謝祈年等鼓勵礦工們即日起拒絕入坑，召開礦工大會，發起罷工宣言，向公司事務所提出以下要求；
一 絕對反對降低工資，即時將工資調升兩成。
二 絕對反對減價沒收，一車重量限定九百二十四公斤。
三 罷工期間的工資全額給付。
四 即時清算共濟會費。
五 共濟會全體交由工人管理。
六 調進所(筆者注:公司經營的福利社)的物價與普通物價相同。
七 即時支付全勤獎金。
八 每十日支付工資。
九 蓄電池貨款五錢，破損賠償十錢，遺失時賠償五十錢。
十 設置公共廁所及女工浴室。
十一 免費提供工人使用的煤炭。
十二 坑內定時班車接應。
十三 絕對反對徵收戶稅。
十四 拒絕在安全燈照射不到的場所作業。
上訴要求遭到拒絕後，第一礦坑礦工會同第二，第三礦坑的礦工進行罷工，但承包人居間採行離間政策，使得不久後，第二，第三礦坑的礦工態度軟化，罷工三天後即有半數以上復工，第一礦坑因承包人讓新礦工入坑的態度而急激軟化，罷工五天後，鬥爭又在慘敗中結束。}(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向山寬夫原著，楊鴻儒等譯)
其中，第十條是設置公共廁所?伊藤博文不是說:【將來開源之利皆用在地面上，萬無餘矣。】怎麼連設置公共廁所都成了臺灣共產黨組織工運的訴求呢?
另外一方面，在第二次台灣黨代表大會召開與台北州基隆郡石底煤礦罷工的前後時間裡:
{日本警察1931年1月探悉上海翁澤生派遣王溪森密渡台灣，隨即由台北大稻埕的北警察署(今大同警分局)進行大檢舉，終於在同年的3月24日逮捕趙港，4月9日逮捕陳德興，再在3月10日(日本陸軍紀念日)散發【反帝戰】傳單的王日榮突然向汐止警察分室自首，這卻牽連到林式鎔，張朝基，林殿烈等人，並在張朝基宅被發現有關黨第二屆臨時大會的文件，終於，六月至九月中，謝雪紅，楊克培，王萬得，蕭來福，潘欽信，簡氏娥，莊春火，顏石吉，劉守鴻，莊守等黨員及共鳴者都被一網打盡。
當時黨中央常任委員兼宣傳部長(蘇新)潛伏在宜蘭，得悉大部分黨員均遭逮捕，乃採取緊急措施，於八月二十九日任命盧清潭為該地區的負責人並指示:【更加激發工農大眾的日常鬥爭，......以資重建黨組織。.....】，之後，他即在翌日自宜蘭潛入台北，與林殿烈，張道福秘密會合於太平町二丁目(今之延平北路二段)的春月樓，指示二人應改變戰術而分散文化協會並進行被捕者的救援運動，又在9月3日潛到彰化與王細松取得聯絡，翌日再與中部地區的擋復責人，詹以昌會合於王細松宅，二人商議重建黨組織，分散文協，推進工會運動與農民運動以及救援運動等諸問題。
蘇新臨危不亂，乃在翌日的9月5日在赴嘉義，於八掌溪岸的菜堂跟莊守會晤並商討今後的工作方針，之後，9月12日竟在彰化郡和美庄陳家派宅被警察探悉而遭檢舉。} (台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蓬島文化公司1980年出版))。)
這樣台灣共產黨被捕黨員及共鳴者計107人，同時搜索多數的文件，其中，被起訴者75人，判有期徒刑者47人，台灣共產黨被捕者被處刑表，如下:
謝雪紅(徒刑13年) 潘欽信(徒刑15年) 林日高(徒刑5年) 蘇新(徒刑12年)
王萬得(徒刑12年) 劉守鴻(徒刑10年) 簡 吉(徒刑10年) 趙港(徒刑12年)
陳德興(徒刑10年) 蕭來福(徒刑10年) 吳拱照(徒刑7年) 楊克煌(徒刑4年)
莊 守(徒刑 8 年) 林式鎔(徒刑 2年) 王日榮(徒刑2年) 張朝基(徒刑3年)
洪朝宗(徒刑3年) 莊春火(徒刑7年) 詹以昌(徒刑7年) 張茂良(徒刑7年)
盧新發(徒刑7年) 郭德金(徒刑4年) 張道福(徒刑3年) 林殿烈 (徒刑2年)
林朝宗(徒刑2年) 吉松喜清(徒刑4年) 宮本喜太郎 (徒刑2年) 周坤棋(徒刑2年)
高甘露(徒刑2年) 吳錦清(徒刑2年) 林梁材(徒刑2年) 廖瑞發(徒刑2年)
施茂松(徒刑2年) 陳朝楊(徒刑2年) 張蘭梅(徒刑2年) 陳義農(徒刑2年)
林文評(徒刑2年) 翁 由(徒刑2年) 詹木枝(徒刑2年) 陳振聲 (徒刑2年)
李媽喜(徒刑2年) 楊克培(徒刑5年)
翁澤生(徒刑13年)
參閱【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p728】(台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蓬島文化公司1980年出版))。) 。
{除了1931年6月的大逮捕，第二次的總逮捕是在該年的11月進行，結果較第一次多逮捕310人，其中150人被判刑，各處以七年到二年不等的拘役。
經過兩次的逮捕，台灣共產黨幾乎已被一網打盡，等到一干人陸續出獄時，由於時代背景已經變遷，已經沒有活動的餘地了。因當時已是二次大戰之後，台灣重返中華民國版圖，台共於是再也無法做有組織的任何活動矣。
因台共的被消滅，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也相繼被消滅。
自武裝事件結束後，台灣逐漸有了文化政治底抗的萌芽，但其後由於思想路線之不同，終於發展對立狀況，最後則相繼被毀滅，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洪流中，被沖刷殆盡矣。}(喜安幸夫，日本統治台灣密史，武陵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八年)。
蘇新先生，1931年9月下旬被送到台北州拘留所。負責審問的是台北州高等主任宮崎警部。
{他首先說:【我們對台灣共產黨與中共，東方局的關係，二派對立的情況，你在黨內的地位，改革同盟會的的會議，第二次大會，你在何時何地作了哪些事情都很清楚的，你承不承認都是一樣，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拿與你有關的證據和調查書給你看。
當時我所看到的有，台共成立當時的委員名單，改革同盟開會紀錄，改革同盟委員名單，有關改革同盟的三，四個同志的調查書(王萬得，趙港，陳德興，蕭來福)，第二次大會的三張大照片，在大會個人坐的位置圖，有關大會內容的王萬得調查書，第二次大會選出的新委員名單，油印的黨內機密文件(我的筆跡)等等。
到這個時候才知道被破壞如此厲害，被取得了這麼多的證據。但是沒有馬上答覆敵人的審問，敵人也沒有再問下去，要我回去休息好好考慮。以後差不多一個星期沒有審問。
在這個期間中產生了三種思想情況，這三種情況決定了我以後對待敵人的審問態度。
第一種思想情況是，這個事件已經將近一年。自己所知道的同志全都被捕了，黨內一切事情都已經暴露無遺，反正必須要有人起來負責，敢做敢當，自己做的，應該自己負擔起來，
第二種思想情況是【自己作的符合於治安維持法第一條的規定，十年徒刑至死刑。死要有代價，虎死留皮，人死留名，即使要死，也要使得台灣人民知道我做了甚麼，是為什麼死的。
第三種思想情況是，雖然被捕了這麼多，但敵人可能還沒有發掘整個黨的組織系統和基層組織的全部。如果組織系統，分區的情況沒有暴露，就可能避免所有支部的被破壞，必須注意這個問題，必須盡最大的努力來保存黨的一部份力量。
在被審問的過程中，果然發現敵人還沒有發現黨的組織系統，因此就以【我是
負責宣傳部並不是負責組織部，並且大會後就碰到你們的破壞，沒有時間加以整頓和發展組織為理由，回絕了敵人的審問，敵人也以為是真的，沒有再追問下去。又發現了羅東支部沒有被敵人發覺，這個支部是第二次大會後才去建立的。沒有人知道，因此就設法通知盧新發注意這個問題，並且叫他把羅東兩個鬥爭責任歸在我身上，結果羅東支部只犧牲盧新發一人，其他人沒有被捕，被捕的也無是被釋放出來。
十二月底結束了警察的審問，1932年1月轉移到【南警察署】，開始接受檢察官的審問，但都是警察的審問的翻版，沒有發現新問題。
四月初被送入台北監獄，七，八月開始轉入【預審】，主要由預審判官審問。在預審中，除了複查事實以外，提出一大堆問題和我爭論，歪曲，誹謗馬克思主義。
總的來說，當時欲審判官對我的政策和態度，不是著重爭執計較一點一滴的事實問題，主要是如何來駁倒我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使我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這就是敵人所謂的【思想善導】(思想教育)。
由於我對馬克思主義的惡意誹謗很氣憤，經不起敵人的侮辱，刺激，挑戰，又沒有警惕這是敵人的詭計，就興奮地與他們爭論，結果上了敵人的當，患了嚴重的神經衰弱和痔瘡，時達一年半以上。從這個時候起，思想開始起了變化，對自己的前途悲觀失望，自暴自棄，曾經想以【自殺】來解脫痛苦。}。(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1932年．那一年蘇新先生二十五歲。
{到1933年底才結束了預審，公佈了【預審終結書】。1934年3月進入了最後【公判】的階段。這個【公判】除了判官穿上法衣，正是在法庭審問之外，都是以前審問的翻版，沒有新的問題，一切審問完畢後就是【求刑】和【判決】。
但是【判決】的兩天前，裁判長(宮原)認為我還沒有完全表示態度，通過典獄長交來一張條子，要我說明兩個問題。他所提的兩個問題是:
第一，你現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如何?
第二，你們今後的運動方針如何?我很明白他們的目的:
第一，他們要我們每一個人都【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
第二，要我們每一個人【承認自己過去的行為的錯誤，而今後不再作任何
活動】。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和聲明今後不再活動的就算【轉向】。敵人在判決前，需要判斷每一個人對這兩個問題的明確態度，以便作為【判決】和【今後如何對待】的標準。
我對這兩個問題的答覆很簡單:
第一:我現在還是相信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因為自己還沒有看到比馬克思主義更正確的理論:
第二:將來不想再做任何實際活動，所以沒有甚麼運動方針。這樣，我的第二個答覆就成為我的【轉向聲明】。這對敵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收穫。
答覆這個問題時我的思想情況是充滿著矛盾的。一方面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另方面是對自己的前途悲觀失望，沒有勇氣向敵人鬥爭到底。}(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蘇新先生在自傳裡並沒有提起太多的獄中生活。他特別說，因為是【思想犯】一般看守對他們比較客客氣些，而這些看守常來向他學習台灣話，他發現他們學習台灣話的課本有許多文法上的錯誤。於是，他就開始研究【台灣話文法】。首先寫了一本【英文新舊約聖經】和一本【羅馬字台灣話新舊約聖經】，【台灣話文法】和【台灣話研究】共一百多萬字。
因為專心於研究台灣話，其他的事情就不管了，對監獄教誨師的說教更加不理睬。教誨師【七七事變】後的第三天就為了試探他的思想情況而約談。
{教誨師問我:【你認為馬克思主義和佛教比起來怎麼樣?】因為他的話太露骨，就氣憤地對他說；【還是你們佛教差一些。馬克斯曾經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可能是這樣。】他很不高興，轉移了題目:【支那人在蘆溝橋襲擊了日本軍隊，現在戰爭已經開始了，你對這次戰爭的看法如何?】由於感覺他這種問法有惡意的目的，就不管後果如何，氣憤地對他說:【你們佛教不是禁止殺生嗎?戰爭是不是殺生?那麼你們佛教徒應該首先起來反對戰爭。】他氣死了，【好，如果你遠永遠都是這樣，我們也有打算】。
過了兩天我就被關了起來。這叫做【監禁】，日本監獄中的所謂【監禁】是對違反【獄則】的犯人的一種處罰。一星期只許可你出來監房外五分鐘，吸收外面空氣，又不准你看書，呆著坐在六尺四方的房間。這樣足足被監禁了三年，又把身體搞垮了。}(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1943年9月23日滿期出獄。他十七歲去日本，二十三歲回到台灣，但沒有回過家。二十五歲被捕，三十七歲出獄，足足二十年頭，才頭一次回到自己的家裡。回家時，母親與祖母，都已經過世了，四個叔父也死了兩個，【他們家裡生活很窮。我回憶了二十年來的事情，像從一場長夢醒來一樣。】。}(請參閱，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葉芸芸女士在【二二八前後的蘇新】一文中說:
{關於蘇新的獄中生活，如今我們只能由第三者口中得知一，二。一位文化界的前輩這麼回憶他在1945年見到的蘇新:
當時蘇新就顯得消瘦，臉色不甚好，後來我才知道這是長期坐監獄造成的。蘇新告訴我，台灣共產黨裡面，他坐監的時間最長，前後達十二年之久。其間他受盡了折磨。他把手背伸出來給我看，我一看他的十個手指甲都沒有了。他說那是敵人最狠的一手，用竹籤釘進指甲，多次受了這種刑之後，指甲也就沒有了。台灣俗語說【指甲痛穿心】。他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才熬過了這十二年的鐵窗歲月啊?看著他的手，我不禁流下眼淚。但是他本人卻若無其事，說起了獄中的兩個收獲。第一個收獲是研究台灣話的語音，語法及其淵源，第二個收獲是學到了裱糊字畫的一套本領。他說他在被罰苦役當中學到的。其水平並不亞於市井的能工巧匠。平時從不誇耀自己的蘇新，很有自信地說過這件事，因此我印象很深刻。(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而【老人】小說中說:
{自己的黨致力於人的思想改造，半個世紀了，始終沒有改掉掃廁所是低賤的觀念。文化大革命前，劉少奇煞費苦心地樹立了一個北京挑大糞的英雄時傳祥，一時帶動了中小學生搶挑糞桶的局面，那時工廠忙著製造小號糞桶，業務著實興旺了一陣子。然而隨著劉少奇變為【內奸】，【工賊】，這位英雄耿直過頭，不會隨風轉舵，結果被打成【糞霸】，推上車去遊街去。遊經燈市口時，老人正好撞見，見他怒目圓睜，一臉的怨氣，似乎不甘心挑糞的黃金時代這麼草草結束掉。
說起老人這個入茅廁而不聞其臭的功夫，也非一朝一夕斷練出來的。早在四十年代，他在台灣被日本人抓進監獄時，便開始體驗掃廁所與呼吸自由空氣的辯證
關係了。頭一年是幽閉，除了食物，最渴望的是陽光，而陽光是只有在早上端尿桶出去時才有幸見到的。那時，想到廁所就想到陽光，成了條件反射了。以後他被轉到大牢房，每天早上挑糞桶的工作也一直搶著幹，還自告奮勇代別的的囚犯掃廁所。屈指算算，他跟廁所所結下的緣分也說得上日久天長。}(老人，聯經出版，民國六十七年版，陳若曦)
出獄後，{在台灣的日本軍政府為了防止台灣人民的反抗公佈了准戒嚴令，不許五人以上的集會，對過去參加過革命的人和平素不大服從日本帝國主義的人，實行嚴格的監視。日本政府又在全國範圍內發佈了【預防監禁法】，對於嫌疑份子可隨時逮捕監禁。在這種情況下，想與過去的一些同志往來也很困難。當時在我所知到的範圍內，台灣共產黨已經完全不存在。日本共產黨也被破壞殆盡，從1931年台灣共產黨被破壞以後，日本共產黨也沒有再在台灣做過建黨工作。舊台共的同志之間，據說也很少往來，一則各人都想盡量避免猜疑；二則互不信任，特別是對過去的反對派那些人，互相間仍然繼續著宗派情節。因此，在這些人之間，也沒有聽過有再建黨的企圖。(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蘇新於5月23日逃往上海，7月13日抵達香港。並於1948年1月由謝雪紅女士，楊克煌先生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3月底入住北京中南海，與毛澤東成了鄰居。1950年周恩來擔任外交部長，任命蘇新先生擔任亞洲司日本科科長，但是因為謝雪紅反對而不成。 (請參閱，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此時，謝雪紅向中共檢舉蘇新是舊台共的【叛徒】。他雖然沒有因此被下獄，但從此他的任用問題受到限制，只能在廣播電台工作。而他是不是叛徒的問題，竟拖到1978年才得到解決。
蘇新的命運並不特殊，到大陸的台籍人士中，還有三十多位跟他有同樣的命運，潘欽信，蕭來福，石煥長，郭水煙，蔣時欽，王萬得，宋非我，林樑材，林殿烈，詹以昌，陳文彬.....等等，幾乎人人都有一個【叛徒】，【美帝特務】或【國民黨特務】的罪名，人人都有一段令人不忍的遭遇。(二二八前後的蘇新，葉芸芸，1992年重新校訂，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而謝雪紅女士同樣也不好過。在【謝雪紅重要生平記事】裡說；
1949年6月15日參加新政協籌備會
1952年【台委會】整風運動中被批鬥。
1954年任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1956年參加毛澤東主持的會議。
1957年10月考察廣東，福建。
1957年12月29日被打為右派。
1962年至1965年參加台盟的學習會。
1966年9月3日共有四次在永安里被抄家和批鬥。
1966年9月21日被掃地出門。搬去建國門外【頭道街】
1967年2月7日被迫搬去台盟遭軟禁。
........之後是一連串的被毆打，於1970年11月5日因肺腫瘤病逝於北京首創路的【隆福醫院】享年六十九。
1986年9月15日由【習仲勛】簽發平反，骨灰移至八寶山公寓。
(請參閱，我的半生記，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1997年出版，發行人；楊翠華)。
是甚麼原因呢?葉芸芸女士認為是:
{台共的組織關係雖然早就不復存在了。但是三十年前的紛爭卻一直延續著，並不曾隨著外在政治情勢環境的改變而平復，或改善絲毫舊日的人際關係，這無異是一場令人痛惜的人性悲劇。}(二二八前後的蘇新，葉芸芸，1992年重新校訂，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喜安幸夫則直接了當說:
{中共所支援的台灣共產黨，其最終目的，乃是要建立台灣人民共和國，奉共產主義以爭取台灣的獨立，此點實為台共下場的最重要關鍵。抗戰勝利後，台灣成為中華民國台灣省，於是中共派遣了許多祕密工作人員前往台灣，以支援謝雪紅顛覆中華民國的工作，其目的為解放台灣。.....毛匪澤東就在1957年突然整肅謝雪紅，毛匪澤東所安上的罪名是【地方民族主義者】，由於謝雪紅在上海組織台共時所打出的口號為【台灣獨立】，因而有罪。}(喜安幸夫，日本統治台灣密史，武陵出版社，中華民國七十八年)
是這樣嗎?這不是今天探討蘇新先生在九份的過往的主題，改天再說吧。
不過關於【台灣獨立】這項綱領，蘇新先生有強烈的專文駁斥。
關於前三項，史明先生認為是:
{共產國際與共產主義並不把【台灣社會與台灣人】當成中國民族的一部分，而是單一，整體的【台灣民族】來看待。}。(台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蓬島文化公司1980年出版)
許世楷先生也說: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明確打出【建設台灣共和國】的口號。在過去的政治運動中，同化，自治，回歸中國等主張，大多隱藏台灣獨立的意向，明確地公開以台灣獨立為目標的團體，只有上海的台灣自治協會與台韓同志會，但都屬於左翼組織。其他團體即使揭示台灣獨立的目標，觀其言行，也只是將台灣獨立當作回歸中國的踏腳石。}(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許世楷，玉山社2005年出版)。
陳佳宏先生的論述讚成說:
{這是日治時期唯一敢公然在島內明確提出台獨主張的政治組織。而且台共亦主張台灣的獨立運動不能只是單純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已，還要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引述自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1992年版，陳佳宏著，台灣獨立運動史，玉山社，2006年版)並且認為共產黨支持台獨的主張首次明載於1932年秋天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提案中。該提案內容在四年後或得毛澤東確認。}
1936年毛澤東與埃得加，斯諾(Edgar Snow)的對談如下:
問:【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收復淪陷給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領土，還是僅僅將日本驅逐出華北或長城以外的中國領土?
答:【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收復我們全部的失地，而不只是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也就是說滿洲也必須收復。但不包括中國以前所屬的藩屬國朝鮮。不過一旦我們收復了中國的失地，重新建立起國家以後，如果朝鮮希望打碎日本帝國主義的鎖鏈，我們會向他們伸出熱情的手，幫助他們進行爭取獨立的鬥爭的。台灣亦如此。】(紅星照耀中國，美，埃德加，斯諾著，李方準，梁民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而蘇新先生怎麼看待呢?
他說:
{關於舊台共(1928年-1931年)有兩個政治綱領。兩個政治綱領都規定台灣革命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台灣獨立】。
第一個綱領(即台共成立時的綱領)的提法是;
第一條;打倒總督專制政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第二條;台灣民族獨立萬歲.
第三條；建立台灣共和國。
第二個綱領(即1931年的新綱領)的提法是:
第一條；顛覆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獨立；
第七條；建立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
第八條；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現在作為當事人之一，我可以做些說明。......
這個綱領是第三國際，日共中央，中共中央都同意通過的而且實踐證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台灣獨立】是最符合當年台灣各階層人民的要求，是當年台灣革命運動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最集中的政治口號。這個口號，除了大地主，大資本家，漢奸以外，台灣的民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農民以及一般勞動者，都可以接受。
當時，所謂的獨立，當然是指【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自己成為【獨立的國家】。當年第三國際領導下的任何殖民地的革命鬥爭都是採取這種方針的。
至於【獨立】以後，怎麼辦?
第一個綱領是提出【建立台灣共和國】。第二個綱領是提出【建立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此時大陸瑞金已經有中央蘇區)。其他，我們就很少去考慮了。因為我們是現實的革命者，而不是脫離實際的【幻想家】。當年，我們只能考慮到這一點，至於以後怎麼辦?那就要看全世界尤其是中國革命的發展來決定了。
後來，果然有人從另外的角度來分析當年舊台共的【獨立綱領】。認為，當時提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脫離日本的統治，是對的。但主張【台灣獨立】是不對的。意思是說，打倒帝國主義以後，台灣應該歸還中國。因此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只是由於打仗，敗給日本，台灣被日本奪去了，應該把日本打倒，再把台灣奪回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後，台灣應不應該歸還中國，舊台共人並不是沒考慮過。問題是:台灣要歸還甚麼樣的中國?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是革命，但革命以後，要建立什麼樣的政權，這才是重要的，是建立地主資產階級，還是建立工農政權?
當時，整個中國正由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代理人蔣介石統治，中國人民正在進行【打倒國民黨】的人民革命戰爭。在那樣情況下，在台灣的共產黨人能提出【台灣歸還地主階級統治的舊中國】嗎?當時，舊台共只能提出【支持中國共產黨】(即擁護打倒蔣介石)，【擁護中國革命】。
至於台灣能不能歸還中國，甚麼時候歸還中國，那是中國革命成功以後的事情。但是思想上是有【台灣歸還中國的準備】。因此，建立政權時就考慮到採取和【中國蘇維埃政府】同樣的建制(第二個綱領)，這一點非常重要。
至於【台獨】人士利用舊台共的鋼領作為他的【台灣民族論】和【台獨】運動辯護，這是對歷史的歪曲。
...........
【台獨】各派有一個共同的，最大的錯誤，就是把國民黨人當作外的異民族侵略者，把大陸的人稱為【中國人】，【中國民族】，【中華民族】，把原來的台灣人稱為【台灣民族】，故意製造一種民族矛盾，把台灣的革命鬥爭說成是【反對外來侵略的民族獨立運動】。
如果，【台獨】僅僅是為了反對國民黨統治，即【反蔣】，那麼，為什麼不把國民黨人作為同一民族中的反動階級來加以打倒呢?
可見，當代各派【台獨】，雖然表面上都是標榜【反蔣】，其實都是為了【反中國】。}(關於台獨問題，1980年5月5日寫，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就如同【老人】短篇小說裡的老台灣人，腦子裡全是如何【光復台灣，解放中國】的念頭，他不只反對台獨，雖然討厭國民黨的初期統治，但是還是認為【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
1947蘇新先生以甦甡的筆名原載於【新新月刊】新年號的{【內地】與【內地人】}文章說；
{....日本人因為要使台灣人認為【台灣人】也是日本人(日本國民)，所以行政，警察，教育，言論界等各方面，都不使台灣人稱台灣為【台灣】稱自己為【台灣人】，須要稱為【本島】或【本島人】。且亦不使台灣人稱日本為【日本】，稱日本人為【日本人】，須要稱為【內地】或【內地人】。日本人這個政策，不消說要同化【台灣人】，企圖剷除凡會培養民族意識的各種存在的。這個政策起初不甚奏效，因為台灣人大部分，都不願受異族的統治，不但不稱呼日本人為【內地人】，反稱呼他們為【臭狗】侮辱之。後來久之又久之，【本島】與【內地】，【本島人】與【本島】等名詞，在名詞上，遂成慣習，而慣習成自然。事實上這些名稱是對的，因為台灣是日本國的殖民地。.....。
光復後，這種事情，又重演出了。.....【本省】和【本省人】這兩名詞，豪無不可，至於【內地】，【內地人】，【國內】，【國內人】這些用語，亦和日本統治時代一樣，給台灣人一種不愉快的感情。因為【內地】之反是【外地】，【外地】就是【殖民地】的意思；【國內】之反就是【國外】而【國外】是【自己國家之外】的意思。因此來自外省的同胞稱自己為【內地人】或【國內人】來與【台灣人】區別的時候，其潛在意識有一種把台灣當作【中國的殖民地】，把台灣人當作【殖民地的土人】，正如日本統治時代住在台灣的日本人一樣。一方面，有些不明道理的台灣人，亦正如日本統治時代稱日本人為【臭狗】，現在都稱外省人為【豬】或【阿山】。【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隔膜，在這微妙的地方存在著。這是很不幸的事。我們要知道: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份。斷不是殖民地，所以來自外省的同胞稱台灣省以外的省份是【內地】或【國內】是很錯誤的，因為台灣不是【外地】也不是【國外】，至於稱【內地人】以自高，是可笑的，....}( 甦甡筆名原載於【新新月刊】年新年號的{【內地】與【內地人】，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這位熱愛祖國中國的台灣共產黨員，於二二八發生前，盡管對台灣的當時現狀感到失望，但是因為對局勢的樂觀，他認為的新中國即將誕生，當時正是黎民的前夕，所以給了鍾愛的女兒，取名為【蘇慶黎】。(請參閱，回憶與父親在一起的日子，蘇慶黎，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蘇新去世不久之前，曾經以台灣話口述，寄了九卷錄音帶的回憶錄給葉芸芸女士。整理好的回憶錄裡，蘇新先生說:
{文化大革命那時就給我定了一個【叛徒】，只定了這個罪名，別的也沒辦法。但是【叛徒】也沒證據啊。所以就提了那種解釋不了的，沒有辦法理解的問題。比如說【我怎麼能出來(出獄)?】【能出來的一定有妥協】【為什麼承認呢?共產黨員是不可以承認的，你做的事情怎麼可以跟敵人說呢?】.....這樣我就是【叛徒】，實在是無法度解釋，承認的就是叛變。所以後來就讓我在機關中受專政，叫【群眾專政】，監督勞動兩年，去農場兩年，去幹校三年，一共七年。}(葉芸芸整理，蘇新口述，蘇新回憶錄，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老人】小說中說:
{由於他堅不承認出賣同志的指控，組織上幾次發動群眾批判，他也不低頭認罪，於是，在一大串的罪名上又加上了【頑抗到底】，【死不悔改】，對黨有【抵觸情節】罪名，成為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映了。}
朱汝諧先生回憶著:
{由於種種原因，在蘇新閃閃發亮的個人歷史上，本來已經被蒙上了塵灰還沒有撢去，這個【文革】一來，在【反革命】【叛徒】帽子到處飛的年代，蘇新自然也就在劫難逃了。
台共的創始人之一，在台灣日本侵略者坐滿十二年勞的蘇新，不愧是錚錚鐵骨的老革命家。他對於襲來的風暴處之泰然。他與人談話或回答問題，音調之舒緩，邏輯之嚴密，一如平時談論問題或討論工作。他神態自若，步履平穩，襟懷坦蕩。所不同的是接近花甲之年曾使用過手杖，而此時反而不藉它來幫助了。似乎他以有預感，一個【勞動鍛鍊的機會】要降臨了，因此體力上必須有所準備。
【文革】期間，老蘇靠邊站了，解除日常的工作，除了寫【交代】，【證明材料】之類外，他又悉心研究起了【閩南語】來。歷史似乎給老蘇開了個令人心酸的玩笑，從1931年9月到1943年9月，在日寇監獄十二年的漫長歲月中，他曾經研究過閩南語，三，四十年後，他又集中精力重操舊業了。
........
【文革】期間，老蘇大約上過三年【五七幹校】，......老蘇在幹校時是負責種菜的，全連一百多號人的蔬菜都是由他老人家供應，多次受到同學們的稱讚。十一月份還能吃到老人種植的黃瓜和西紅柿，這以【五七幹校】的科技水平來衡量，可以說是罕見的了。}(回憶蘇新，朱汝諧，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老人種植的蔬菜?
陳若曦女士在【老人】小說裡敘述:
{將近七十年的歲月裡，許多往事在記憶裡逐漸淡去，這掃廁所的記憶卻是鮮明無比。從台灣直掃到黑龍江畔，場合盡管千變萬化，心情則泰半相同，總感到【萬般皆頭痛，掃廁最輕鬆】。前幾年在邊疆勞動，為了超額完成生產任務，莫不搶著掃茅廁，好多撈些肥料下田。在隔離審查那一年，每天受逼供，真是絞盡腦汁，逢到【監督勞動】的通知，很有遇赦的喜悅。而他們為了打擊他的自尊，往往叫他掃廁所。監督的人怕他尋短見，亦步亦趨地跟著，只能猛抽香菸避臭，他卻怡然自得，毫不在乎。記得六七年時，黃鎮將軍從巴黎被叫回來，受紅衛兵批鬥，罰掃外交部的廁所，老人見他泰然自若，心裡曾一度引為知己。(老人，聯經出版，民國六十七年版，陳若曦)
朱汝諧先生說:兩次坐牢，老人都鑽研【台灣話】是一款歷史開的心酸的玩笑。而更大的玩笑恐怕讓蘇新先生更是啼與笑俱不是。
1974年回北京的老人，不休止地寫平反信。一共寫了四年。就是沒有辦法。老人說:
{比我更嚴重的那些中央的還有很多都不敢平反了，像劉少奇......都不敢了，像我這種更別說了。......。那時，我又已經得到東京朋友寄來的日本警察檔案。
這份檔案我若是能早一點拿到手，我也不必這樣......，我就把這些資料全部搬到組織部，到組織部去登記，等了快一個星期才叫我去。是一個處長見我的，看了我的資料以後，對我說【唉呀，像你這個問題真是典型的。我一定給你處理。......】}
日本警察檔案，{指的是當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社會運動史】(東京，龍溪書舍1973年複印本，原來為1939年7月28日發行的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治(?)革志第二編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極密本】。[編按:1989年六月，台北創造出版社刊行中譯本]。(請參閱，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老人因為【敵人】根據所破獲的案件而建立刊行的資料檔案而重見陽光了。有生之年，掃廁所時，抬頭看著天空，應該會有不同的感受吧?
【老人】這一本書，所描述的時間點，應該是落在1974年與1978年之間吧?
【未歸的台共魂】一書中的蘇新年表說: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69年被開除黨籍。到河南省中央廣播事業局【五七幹校】勞動。
1974年回北京，退休。
1978年平反，恢復黨籍。
打字打到此時，窗外，漁火點點散布在基隆嶼海面；晚霞已經收拾起了金紅橙銀的顏色，清澄明月悄然掛在基隆山的東方，黑雲之外，空白處彷若是黎明時的藍光。九份的夜空，與其說是黑，不若是說是藍。
詩人李進文那首【藍夜---九份的傍晚及回憶】的起頭，說:
從褪色的衣衫縫裡還可以看出最初是藍色的......
太陽下山或中年以後更明顯，可以看出
曾經滲入魂魄的那種藍
悲傷而帶電的色澤哪
領口的汗漬，已是一抹橙灰銀靛交揉的晚霞了
總之，你確定看到的是一襲唐杉嗎
難道不是時光的背影?(李進文，藍夜---九份的傍晚及回憶。乾坤詩刊21期，2002春季號)
{八零年的歲暮，......。他進來時，穿著厚重的冬大衣，夾著隆冬的嚴寒，....。我要他談談自己，因為他幾乎完全沒有對我談他自己。他凝視我一下，沙啞地，卻很清楚地說:【這三十年來，是我一生中最黯淡的日子。】......三十年的割裂與沉寂......。(李黎，記蘇新，1982年1月，原載香港[七十年代]，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
【老人】，結尾時，描述，他正在傷腦筋，如何寫【交代】才被不會被【送回原單位】:更重要的是，如何不會傷到同樣是台灣人的【關老】。末了說，好幾天來他都寫不出來:
{自那之後，他們一直沒有再聯絡。關老是在一個文教單位做事，那裡政治氣氛濃，此刻也許正面臨著與老人同樣的命運。
但願他平安無事。老人在心裡默禱著。
窗外幾時又颳起了風，一陣呼嘯而過，劃破夜的寂靜。風聲過後的空白裡，堂屋五斗櫥上的鐘擺，滴答----滴答，叫得特別清晰迫切。老人傾聽著，逐漸體會到一種時日無多的緊湊感覺。這種幽靜的夜，他想，不能製造無聊的政治廢話。這樣的夜最適合回憶，最宜於懷念遠方的親友，重溫童年的夢；最適合閉上了眼睛，讓思想飛得遠遠的，飄洋過海，與家人團聚......。
睡不安穩，老太婆突然夢裡驚醒。拉亮了燈，她披衣起床。悄悄地，推開了虛掩的書房門，見老人花白的頭掛在胸口，彷彿睡得正熟。桌子上白格子紙平攤著，上面仍是一行字:【四月五日天氣晴】。}。(老人，聯經出版，民國六十七年版，陳若曦)
老人，是否正夢著他的故鄉呢?是否也想起過九份，猴硐，三貂嶺，金瓜石....等礦山山區呢?1929年到1930年間，少年家的蘇新先生在這多雨多霧的山區裡為了礦工與共產主義而奔走，與蕭來福先生當過礦工工人的他，曾說過: 【這是我第一次接近工人，體驗工人的生活，所以在這短短的期間中學習了在書本上不能得到的經驗和教訓。】。
九份海面中蒼翠的基隆嶼以及那高聳的基隆山可否常入他夢中?
陳芳明先生說:蘇新發展礦山工人的組織，蕭來福責推動了運輸工人的活動。在今日遺留下來的台共工人運動的文件資料，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出自他們兩位之手。在戰後，蘇新就與蕭來福的妹妹不纏結婚。(陳芳明，麥田出版社出版1998年)。
九份經常的煙雨中，在那蜿蜒起伏的石階路上，究竟有多少他們奮鬥的足跡?
台灣民主國的副總統丘逢甲，有一首詩【往事】:
往事何堪說。
征衫血淚斑。
龍歸天外雨。
鰲沒海中山。
銀燭鏖詩罷。
牙旗校獵還。
不知成異域。
夜夜夢臺灣。
(嶺雲海日樓詩鈔，南武山人丘逢甲著，臺灣文藝叢誌，卷二，丙申稿，)1，
不知成異域，夜夜夢台灣?
{1980年的寒冬之前，蘇新在北京去世。生前死後，故鄉的妻女沒有向他告別的機會。雖然，是他所認同的祖國政府，北京居三十年，無疑地仍是客身，蘇新留下骨灰歸葬故鄉的遺言。}(1992年，葉芸芸，遠道不可思，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時報1993年出版)。(按:蘇新應於1981年11月13日上午七點三十分逝世，[請參閱，蘇新同志追悼會悼詞，1981，中國共產黨]。)。
。。。。。。。。。。。。。。。。。
此篇為閱讀未歸的台共魂，蘇新自傳與文集的讀書筆記。草稿，還有待訂正與補充，
謝謝瑞芳鎮猴硐地區瑞芳三坑美援厝礦工宿舍喬書友提供意見，
中華民國99年8月1日2010年
lobo於樂伯二手書店
謝謝各位
平安快樂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