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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愁予詩人說:
{那時是甚麼火苗引燃我自幼對民族命運潛在深心處的熾烈?怎麼寫出詩篇來?讓我 再回馳到「從頭追想」的歲月,那是民國二十六(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間,父親甫在南京陸軍大學畢業,立即被派往鄂豫戰場;時在日軍攻城之前,稚齡的我,隨著母親離南京北上山東嶧縣(臺兒莊所在)二伯父任所避戰禍,鐵路被日本飛機炸斷了,時時需 靠艱險的跋涉;一九四五抗戰結束回到北平,一九四八我這個在教會(英國國教聖公會) 住讀學校熱愛詩的少年,受到基督教人道主義的教誨。暑期得到機會參加北大文藝營, 又逢到當時人道顯學普羅國際主義的浪漫,喚起我自幼對帝國主義的憎惡,於是立即迎 接這新的國際人道主義的「革命熾烈」進入心田,參加街頭運動,開始寫詩。}（ 頁43, 鄭愁予詩集二，1969-1986, 洪範。 )
{這十數年來,也偶爾受邀談詩。以前我總是談別人的作品和一些詩的普遍理 數,但每次在答問的場合,聽衆多半集中追詢我個人的寫作動機,甚至生活上的細 節。《夢土上》時代「無所爲而爲」是不能回答一切的,因此我不得不試著尋找一 個更切題的答案。我先從縱的方位檢視作品,赫然發現我五十多年前寫的第一首 詩,與我每次間歇之後再出發而寫的第一首詩,竟有題材上的等同。它們依序是 〈礦工》(一九四八,北大暑期文藝班),〈草鞋與筏子〉(一九四八,湖南衡陽), 〈老水手〉(一九五二,澎湖),〈板車夫》(一九五四,基隆),以及<燕人行> (一 九七九,美國)。詩中的人物都是我移情的替身,帶有我對生命一種無可奈何的悲憫。當我更進一步做橫的檢視時,令我瞿然心驚的是:我的詩作裏,無論是哪一類 的素材,都隱含我自幼就懷有的一種「流逝感」。究之再三,這即是佛理中解說悟 境的「無常觀」了,後來我在紐約的兩次演講,便用<我的無常觀與詩俱來“作爲 講題。}（ 鄭愁予詩集二，1969-1986, 洪範， 借序頁2）
我過去是多麼的淺視和偏見。就是這樣我受到知性的感召,使我頓悟並轉變先前因 爲當局情治政策的壓制——必須焚毀自己著作的私怨。以及讀書時參加澎湖暑期(一九 四一)勞軍,得來的悲戚疑惑;做爲一個擁有「詩無邪」性情的人,我想起先父(他曾 任三軍聯合大學戰術、戰史系主任,教務處長,是宋代戰史家),嘗引用岳飛的啓示告 誡後代:「勇於私鬥者,必怯於公戰!」;換句話說:「勇於公戰者,必免於私鬥」, 於是我把「私」裱褙起來,成爲舊情的收藏(有時候我還會哼兩句國際歌的旋律呢: 「這是最後的戰爭,團結起來·····向前進!」),國際普羅主義是二十世紀初舉世的顯 學,兩次世界大戰,都緣起於資本主義政權武力侵略,甚至基督徒不惜屠殺基督徒,是 把權勢凌駕對宗教的信仰之上;所以普羅國際信仰者爲人道鬥爭並非私鬥,但較諸孫文 學說設計政綱本著寬宏和諧的人本,不發軔於階級鬥爭,致其衍生的後果就是不同 (列寧不敢小覷英、法的民約影響,所以施盡殺手對付國内自由論的「反動派」,當然對 孫文學說的寬宏抱著懷疑,但若干年之後,歷史證實列寧不僅錯誤,而且傳了一個劣徒 史達林造成罪惡),感恩孫將軍宣導孫總理,我把三〇年代左翼唱和列寧的調子撇在腦 後,開始探討孫文思想從書本上把對民族啓發的感性,轉爲對民族前途關懷的知性，進而探問孫中山領袖民族戰鬥的魅力是怎麼產生的?（ 頁46,鄭愁予詩集二，1969-1986, 洪範。）
周進華先生說:
{從人道的關懷〈礦工〉到戰爭的別裁〈錯誤〉:
由是,鄭愁予從十五歲爲表達人道關懷,寫下第一首詩〈礦工〉:「當你生下來, 上帝就在你掌上畫下了十字。」,〈錯誤〉:「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 人,是個過客……"」,《偈》:「然而,我又是宇宙的遊子,地球你不需留我。」誠如 論者所述:「鄭愁予的筆觸,既有塞北江南的寓意,也有海外異域的采風,更有台灣鄉土的情懷,而他眷愛的好山好水,一直都悠遊於作者廣大浩瀚的心室,詩人是通過書寫 小我之情,捕捉大我之情,而進入無我之情的最高境界。」( 頁27,向仁俠詩人鄭愁予敬禮，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創辦人 周進華）（和平的衣缽,百年詩歌萬載 承平，鄭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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