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書人說,日據時代他們家，大約1920 年左右，被製糖會社買走了一甲多田地。說是買賣卻又只有市價四成。就像所謂的台灣志願兵，被徵調者是無法拒絕日本政府的。 從此，自耕農變成製糖株式會社的員工，家道中落。黑天暗地。直到日本戰敗後，他們兄弟憑藉著黑手所累積的技術，開設印刷廠而復興。幸好下一代努力又肯讀書而能守得住。
楊逵先生送報伕小說裡的主角，因為製糖株式會社為了收買他們村裡的土地而家破人亡。他的爸爸楊明，跟村子裡其它五，六位村民拒絕出賣土地而被日本警部補老爺在會議場，也就是村子的媽祖廟當場當眾被打了一拳。連同其它拒絕簽名蓋章的村民被拖到派出所。六天後回來了。臉歪了，腫脹得高高的，身上跟梅花鹿一樣都是斑點。素來強壯的楊明，五十天後過世。其它五六個人也一樣。剩下的村民全賣了，好讓製糖會社改為努農場。失去耕田的他們，一天為製糖會工作十二小時只賺得四十分錢，從此墬落窮困深淵。而主角的父親在離開派出所時，簽字蓋章所賣得的錢是六百元。這是製糖會社所說的高價。而市價是兩千元。（ 頁86, 小說卷1, 楊逵全集，國立文化資產）《世界知識》第二卷第六號，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胡風譯）
楊逵另外一篇，模範村的小說裡敘述 憨金福養肥了一隻大母雞，專程送給地主。地主收下來，但是照樣將田地轉租給製糖會社。他開墾這塊田，千辛萬苦。別的不說，光是天天到鎮上公共廁所挑大糞來充作肥料就夠費心了。這是很容易想像的:由於農民不願意再種賺不了錢的甘蔗,糖業公司爲了抵制才採取這種措施。至於地主,租給糖業公司當然會有各種各樣的好處,而且和擁有大資本的糖業公司密切聯絡,不論在土地的灌溉上,或是其 他和官府有關的事情上,總可以多佔一些便宜,這種種都是可想而知的。（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剛發生後,寫於東京近郊鶴見溫泉。小說卷2）
2020 年11 月8 日 星期日來到台北市萬華區大理街糖廍文化園區旁到府收購二手書。聚福宮跟萬善祠就在園區門口。今天園區內有各式各樣大的活動。最吸引人的是，隊伍排了五十公尺。大家都有戴口罩防疫。那是以榨甘蔗汁機現榨成一杯杯。這個社區很乾淨。新舊民宅都有。都很熱情。巷弄有點像迷宮。谷歌也把我弄得團團轉。當然，是我自己沒方向感。幾位女士先生坐在160 巷弄口開講。他們聽到我所請教的愛書人府上地址之後，爭執討論一會兒，好像美國川普與拜登的開票一樣慎重，最後才得出結論。當我照著指點走後約二十步左右，我回頭看看他們，沒想到他們還注視著我。微笑喊說，對啦，對啦，往前走再左轉就對了。
關於糖廍文化園區台北製糖株式會社沿革，陳明言先生說： 台北製糖(株)所在地 在艋舺（ 萬華）。 艋舺一帶開發甚早,清朝年間已有私人經營改良糖廊,計有 艋舺、台北、枋橋、川華 等四家公司,以古法製糖,故該地區至今仍有「糖廊里」名。在這種時空背景之下,台北製糖株式會社於 明治42年(1909)由日人木下着三郎、松力五郎、高 橋虎太及台籍人士林熊徵等以資本額參佰萬元創立。董事兼社長木下新三郎,其餘 董事均為日人,僅監事林熊徵一人為台灣人,股東326 名,大股東均為日本人。 購買台北市下崁(今萬華區糖廊里大理街中 國時報、華強社區附近)設廠。明治44年(1911) 月,在大理街160巷20、22、24弄土地,興建完成。大正9年(1920),開始用碳酸法製造白糖。 由於台北逐漸發展 經濟、耕地日漸減少,又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具有生產力壯丁紛紛被徵調投入戰場,產量日益減少,遂於 昭和17年(1942)關閉製糖;為台灣第一座關閉的新式製糖工廠,北台灣唯一的糖廠就此成為歷史的回憶。 日治時代台灣人中糖業領導人也不少等等。（ 台灣的糖業，遠足）
愛書人並沒說他的先祖的遭遇。
劉還月先生說，日本當局接著是以豐裕的資金併吞農民私營的糖廠,清光緒三十一 年(西元一九○五年)台灣糖農經營的糖廠 有一千多個,十二年之後,只剩下六十幾個。 泰半的糖廠被併吞之後,更強行收購土地, 在各地相繼創立「製糖會社」,獨佔台灣糖業的生產與貿易,並強迫農民加入會社,替 資方種植、生產,成果卻完全由日方享有。 日治時期的製糖會社,除了是蔗農利益的剝削者, 更時時以偷斤減兩、任意殺價以及 不合理的肥料配給……等手段壓榨蔗農,終 於普遍引起農民們的不滿,展開一連串「農民組合」的反抗行動。其中以一九二五年的「二林事件」最受矚目,這個要求製糖會社」 公佈收購價格以及自由選購肥料等五項要求 而引發的「警民衝突」事件,事後雖有九十 三人被捕下獄,並遭受嚴刑拷打。（ 台灣產業誌，常民文化）
賴和先生的小說一根稱仔，主角 秦得參十六歲的時候,他母親敎他辭去了長工,回家裏來,想贌幾 畝（ 租田）田耕作,可是這時候,贌田就不容易了。因爲製糖會社,糖的利 益大,農民們受過會社刻虧、剝奪,不願意種蔗,會社就加上租 聲（ 原註：提高租穀）會向業主爭贌。業主們若自己有利 益,那管到農民的痛苦,田地就多被會社贌去了。有幾家說是有良心的業主,肯贌給農民,亦要同會 社一樣的租聲,得參就贌不到田地。若做會社的勞工呢?有同牛馬一 樣,他母親又不肯,只在家裏,等著做些散工。（一根稱仔,原載於《台灣民報》九十二、九十三號,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四日、 二十一）
賴和另外一篇小說豐作，一位農民到會社繳賣甘蔗，被會社食稱頭，暗槓掉一半，也就是四千公斤。兩位負責監看磅重的甘蔗委員實驗過後認為的確磅台有問題，於是報請警察大人來公證。這算是非常有良心而且十足慈悲的甘蔗委員，平日，甘蔗委員也是在為製糖會社在奔走的。警察大人不相信，拉著兩位委員一起站上磅台一起磅。結果總重量是27 公斤。全都變成幼稚園生了。（賴和全集小說卷豐作178 頁，刊載於《台灣新民報》三九六、三九七號,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九日。 【編按】本文曾由楊逵先生譯成日文刊載於東京出版的《文學案內》二卷 一號(新年號 ),一九三六年一月。）
陳明言先生還說，從來沒有一個產業像台灣製糖樣,無論在土地利用、原料生產 面、製糖過程到運輸交通、產業貿易上的大變革,影響我們的 生活如此之大。昭和10年(1935)的台灣始政四十週 年博覽會,專設糖業館,大 門上標榜「糖業是台灣文化之母」即可窺知,年產額二億圓的糖業被視為台灣產業之母,視為日本殖民台灣的一大成就,並肯定以糖業為中心之台灣拓墾史,也就是舊台灣社會與文化之形成史（ 同前註台灣的糖業）
是的。也是一種烙印深刻於那年代的農民，人民與藝文家身上。日本殖民者在自詡糖業是台灣文化之母的同時，而農民每天四十錢的工資，兩千當六百的售價和強迫種植甘蔗等等事蹟都已在本土或是流寓作家的詩文裡。就更別說種種關於日據時代製糖會社的諺語。
只聽過軍閥強制人民種罌粟花，倒是很少聽到有哪個專制政府限制人民不得種稻只可以種甘蔗。
莊垂勝先生的種蔗詩：
百郡佳兒悉負戈，乏糧轉望蔗園多。
製糖為國輸金貨，未許良田盡插禾。（徒然吟草 19 頁）
日據時代來台灣作客的梁啟超先生則說： .....
此邦炎燠土宜蔗，家家樹藝得生理。
一從製糖會社興，攘取吾羭紾諸臂。
虎威狐假尚有然，澤竭魚勞可知矣。 ...... （次韻梁任甫與林家詩附原詩梁啟超 , 寄鶴齋詩集, 洪棄生，檢索自中正大學台灣漢詩數位典藏資料庫）
莊垂勝，梁啟超和日本，.....台灣等等的作家相同，彼此唱和般似地發表與和楊逵，賴和類似的哀戚作品。
或許，當時的日本政府，人權不會是他們的懸念；畢竟他們是來台灣殖民獲利的戰勝者，並不是來當聖誕老公公 或是觀世音菩薩。不曉得愛書人的祖輩是多心酸簽字蓋章呢？希望他們不像送報伕裡的楊明先生。 很高興，臺北製糖所被保存下來。製糖是不是臺灣文化之母這要讓學者去界定。然而那段強迫種蔗的過往在台北有個遙想的所在。 （ 非常感謝愛書人。走過日據時期的花蓮文史學家駱香林先生說，日本投降時，台灣人民對日本政府的很厭倦，相反地對日本人民的遣送歸日卻依依不捨。
（2020 年11 月8 日台北市萬華區到府收購二手書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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