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
常常聽見人家說要嫁怎樣的一個人，可是後來嫁到的，從來沒有一個是像她的理想，或是與理想相近的。看她們有些也很滿意似的。所以我決定不要有許多理論。像蘇青提出的條件，當然全是在情理之中，任何女人都聽得進去的。不過我一直想著，男子的年齡應當大十歲或是十歲以上，我總覺得女人應當天真一點，身人應當有經驗一點。(頁一五六，五四書店，民國七十八年，喻麗清編著。誰是標準丈夫。蘇青散文)
2022年12月5日新竹市清華大學到府收購二手書學術書舊書長輩書。非常感謝愛書人
2023年2月22日新北市中和區到府收購二手書舊書老書長輩書的途中，整理筆記。
(基於隱私與安全，內容有所隱匿。)
字正腔圓的國語，很親切地招呼我走進她的家門；隨即她的女兒也引領著我看她準備割愛的愛書。都好乾淨。品相很好的文史哲藝術類的書。女兒說要搬家了。考慮了好幾天。終於痛下決心要捨下一部分。讀理工的她竟然有這麼多文史類的收藏。我好好奇。大姐笑著說，她就像她父親是讀書的料。
父親?來自哪一省呢?
大姐說上海。她是我的二女兒。
愛書人補充說，是浙江鎮海人。
是跟部隊來的嗎?
愛書人說，是冒充憲兵的偽憲兵。
大姐說:我先生的家族是在上海開漁業公司。政治立場上傾向國民黨。我先生在學校是學生領袖，共產黨為了要拉攏他，連絡人甚至單膝跪在面前，請他為中國人民的幸福著想，加入地下工作。
民國三十八，九年，我的公公看局勢不好，共產黨要贏了。於是，用了很多錢，賄賂了憲兵隊一位長官。冒名頂替一位士兵的兵籍，跟著部隊來到臺灣。同時，家裡也派了一位長隨在身邊伺候，沒想到到了臺灣，這位長隨竟然捲款逃跑了。先生只好繼續當兵。當了一年多後，憲兵隊長官認為我先生是讀書人，應當繼續學業。同情他，讓他離開了部隊，並且幫助他恢復了本來的真姓名。那一年他十九歲。
我說那他離職後有去升學嗎?
大姐說:沒有，身上沒有錢怎麼去升學呢?
讓我驚訝的是，大姐隨即以標準的臺灣話說:阮先生真跳躂(聰明伶俐)，真知上進，做五金行工課(工作)，同時也去補習英語，日語。
她解開我的疑惑用國語說:我童年是在基隆市義一路居住，也就是在海軍司令部旁邊。我是昭和八年(1934年)出生。我父親是自艋舺(臺北萬華)到基隆市的大生意人。開的是電器公司。專門與日本人做巴特力(電池)的生意。
我爸爸日據時代擁有黑頭轎車，車前兩側掛著日本國旗，基隆市政府官衙前的警衛士兵看到了還會舉手敬禮。為了生意的需要，所以，全家人都是使用日本話。小學念的是日新小學校，也就是現在的中正國小。
我說:您考得進專供日本子弟為主的日新小學校，莫非，您的家庭也是國語家庭? 當時要考上師資，設備比較好的日本子弟讀的【小學孝】，很困難。我記得晨星出版社出版的葉榮鐘日記裡，記載葉先生在1939年的日記裡說:為了讓女兒蓁蓁考上建成小學校，在幼稚園就開始了應考的補習。
三月，【共學考查】時考場參與的臺灣人父母兄弟大約有五，六百人之多。【人物考試】時，葉先生與女兒一起接受詢問。最後一道問題是【日本國中最偉大的人物是誰】，葉蓁蓁小姐答不出來，當著葉先生視學矯飾地說【忘記了嗎?回去後問你的爸爸，謝謝】。這回建成小學的考試，包括身體檢查總共花了葉榮鐘與女兒三個小時。
隔了幾天，市政府職員，警察與校長分成三回來做【共學志願調查】，最後，葉蓁蓁小姐也考上了。【志願者】三百名，許可了一百六十五名，其他小朋友都被刷掉了。要考上是很不容易的。
她笑著說:沒錯，我那一個班級只有三個臺灣人，兩位是光隆商職的顏家的女兒。
我問說:那當時主考官考您哪些題目呢?
大姐說:第一個考題是；目前我們大日本帝國是跟誰打仗?我回答是中國，美國與英國。為什麼我答得出呢?因為家裡的人常在討論國際局勢，所以我知道。
第二個考題是問我，我左手食指為何綁了繃帶?我回答說，因為削鉛筆受傷了，家裡的使用人幫我綁上的；那時物資缺乏，一般人家受傷了頂多塗個草藥，很少會如此慎重其事的。當然，還有其他考題。二，三十個應考者錄取三個，最後我就考上了。
當時，我都穿皮鞋去上課，服飾非常精美。從小就彈鋼琴。跳芭雷舞。從來都是說日文，理所當然自認為我是日本人。
我是甚麼時候才開始知道我是與日本人不同的呢?那就是小二的時候，我的阿嬤(祖母)來到學校看我。日本同學們大聲嘲笑我說:清國奴。清國奴(日語發音)。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看到纏了雙腳的小腳顯露在傳統中國裙之下，由兩位使用人扶持著而來。
我才知道雖然我叫福山京子可是我不是日本人。我爸爸才告訴我說:為什麼要當國語家庭?那是因為他的事業必須與日本官方往來。旗下幾十個家庭仰賴他與日本的順利交涉。若不奉行日本政府皇民化政策，生意就沒了。為什麼改成福山。那是為了不忘本。因為祖父葬在福州山。
當時，我才小一，不懂得大人的民族情緒。
我知道祖國是中國，那是到了小四的上學期。
我記得我小三的時候疏開(日本政府命令疏散)到臺北縣的土城的農家時，我們不像一般人都住在三合院的牛稠間(養牛間)，而是住在正廳，使用人也跟了好幾位。我的父親還是在基隆市義一路的老宅做生意。他預先在在土城的客廳的下方，挖了一個大地下室。怕我們無聊，地下室裡有收音機，書報與一臺新買的風琴；也有一個月份的糖果，肉乾，水果乾，罐頭，就算美國B29轟炸機連續轟炸，都不用怕與外界隔絕消息與斷了糧。
我聽了好不可思議。問說，那時候不是物資管制嗎?怎麼會有那麼多吃的呢?
大姐說;物資管制對有錢人是起不了作用的。我問說，那您怎麼會知道祖國就是中國呢?
大姐說:我的外公是新生報前身的臺灣新報的廠長。他呢，是讀書人，很會做漢詩。每年艋舺(萬華)元宵節詩會比賽總是得第一名。戰爭後期，他常常乘坐專屬配與的三輪車來土城看我們，那三輪車好華麗，車輪好亮；三輪車車伕叔叔也很揚氣(光采)，衣服沒有補丁。外公總是會牽著我的手，蹲下來，嘴角上揚，雙眼明亮地告訴我說。我們的祖國是中國。我們偉大的領袖是蔣委員長。日本快戰敗了。我們快回到祖國當一個真正揚氣的中國人了。
我說，您才小四。阿公就和您說這會被砍頭的非國民言論的悄悄話?他很信任您也很疼愛您喔。
大姐說:對啊。光復時，大家興高采烈到處放鞭炮好像過年一樣。臺灣人很厚道，並沒有太為難日本的警察，更不用說日本平民百姓。光復後，我就跟著外公到艋舺，暫時寄讀蓬萊國小。外公忙著寫歡迎國軍布條，也忙著用羅馬拼音教我北京國語。而阿公更大的憂慮是，我不會說，只會聽臺灣話，我會不會失落在兩個國語之間。於是也開始教我典雅的臺灣話。
我還記得我所學的北京話課文裡有一課說:你，我，他，你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他是中國人，大家都是中國人。
盼望了好久。國軍要來了。大家欣喜若狂。打敗日本人的祖國軍隊要來了。家家戶戶都自動到馬路邊迎接。每個人都恨不得比別人高，才能看得更明。
沒想到，破爛的草鞋在腳上，鍋瓢鍋瓢在背上，槍東倒西歪掛在肩背邊，草蓆一捆在肩上，沒有神采，軍服有的還補了許多丁。當這些軍隊出現時。所有的萬歲歡呼，變成只有部隊的紊亂腳步聲。大家禁不住的嘆息。
當時我還小，我不會想。總是會拿日本在臺灣的軍隊與中國比。和所有在場的臺灣人一樣失望與困惑。當我年老後才會想。臺灣的日本軍隊並沒有上戰場，而中國來的部隊畢竟打了八年抗戰；一個是安逸的，一個是困頓的，難怪訓練，裝備上與營養上無法相比擬。
部隊來了之後。軍人搶買，甚至不付錢，強姦案一再發生。過了一段時間，高層來得較多了。就常看到，政府當街槍斃犯法的軍人。人心才安定下來。當時我不懂，也跟著去看。
我畢竟才小四。這些失望與困惑很快就被童年故居的一臺鋼琴給轉移了。我有十一個兄弟姐妹。因為我姑姑與外公疼我，只有我和他們住在艋舺。我爸爸來看我時，我爸爸說剛換了一臺新的鋼琴，我的姐姐們正喜歡地彈著。當下我就吵著要回家。要回基隆彈那臺新鋼琴。
我外公很捨不得。讓我坐三輪車到處逛。我姑姑拿出了一個雙手才捧得的黑漆漆寶盒。裡面金飾很少，都是大顆的鑽石，瑪瑙與玉給我看。說:如果你留下來。與表哥成了親。這些將來都是你的。
我才小四。哪懂得那麼多?心裡只有那臺鋼琴。我那位表哥當時已經念臺北市立第一中學。
回到基隆後，就變成了公主被款待。回讀中正國小時，我才發現，只有我穿蕾絲裙只有我穿皮鞋穿，而所有的同學衣服破爛赤著腳。與蓬萊國小和日新小學校是多麼不同，當下好震撼。
我的父親在社寮島，二二八事件後改稱為和平島，也有一間造船廠和別墅，每當造船廠新的機器漁船要下海，總是會在船頭舉行拋灑麻糬的儀式。而我與爸爸一進入和平橋，馬路兩側就有員工及好奇的居民在列隊歡迎和等待。當好幾蘿筐的麻糬從空中灑下時，就聽得到大人與小孩的歡呼聲。
那時，臺灣的經濟很凋敝。民生很困難。搶麻薯那是額外的幸福，這些我都不懂。因為爸爸生意很好。我從小就吃龍蝦，蝦蛄撇，花螃蟹長大的。我爸爸不只有做巴特力(電池)，在蘇澳，深澳，社寮島有三支魚隊，總共有幾十艘漁船；在萬里也有一座煤礦坑；謝貫一當官派市長的時代向市政府標到了三十幾輛hiya車(計程車)，成立了hiya公司。生意做得真是大。
而我們的家，更是大。有四樓層。前門是義一路，後門是義二路。海軍司令部常到我們家的店買巴特力或者其他電料零件。光復後，頭一個聖誕節，看到我們家的二樓比他們的禮堂還大，而且，地板上是非常大的地毯，有大冰箱，而且有高級的唱盤機與喇叭；於是就央請我爸爸出借給他們辦聖誕舞會。
我說您府上與海軍關係不錯喔。那民國三十六年的二二八沒事吧?
大姊說:怎會沒事呢?二二八事件是從台北先開始的。開始後基隆很亂。那時候我小六吧?爸爸在艋舺，媽媽在基隆家裡。媽媽不准我們離開家門一步，大門緊閉。所以臺灣人如何造反我不知道。三月上旬，政府軍在基隆上岸。我們家也被地毯式搜索。翻得一蹋糊塗。連著幾天晚上，我們常常聽到大卡車煞車聲，咻----咻，一輛又一輛，在海軍司令部前的海邊停下。過了不久，就聽到機關槍掃射聲。
據大人說，受難者都是雙手反綁，或者鐵絲穿過手掌心；與其他人連在一塊。要槍斃前，在繩索或鐵絲上再掛上一塊大石頭。掃射後再踹入基隆港內。
很神奇的是。有一位受難者某某某。他也住在基隆市區。他是被綁還是被穿鐵絲，我記不分明了。他被掃射時沒被掃到。他裝死。幸好會游泳。沉入海底後。趕緊鬆綁。卸下大石塊。游進了海軍司令旁的大水溝。
不敢在司令部旁用走的走上義一路的馬路上，怕的是被看見，這在當時是會被當場射殺的；又怕狗兒晚上很敏感，會大叫。只好學狗爬，然後沿著大水溝繼續匍匐前進。他就爬到我隔壁的鄰居家。那時候男人都逃光了。隔壁只有阿姨。阿姨趕緊讓他坐在地板上，為他換上衣服。躲在柴火間。
我媽媽向來不做家事的，因為有使用人和陪嫁的查某+間仔(婢女)代勞，更別說洗衣服了。可是我媽媽為那位不幸的存活者，親自洗了那血腥的內外衣褲。接下來這幾天也是如此幫忙著。
我問說:為何不請家裡的佣人做呢?
大姊說:一來怕事情爆發連累人；二來也是怕人多嘴雜誤了事。這倖存者我當時也有看到。整個人失了神。我隔壁阿姨趕緊按照倖存者所說的地址去通知他的媽媽。他媽媽趕緊去立了一個神主牌在神桌上。直到事情平靜後，大約一個多月吧，才讓這位倖存者回去。回去之後，就躲起來不能見人了，而精神上也大受刺激。
這時，愛書人說:我怎麼都不知道這事情?
大姊說:你不知道的事情可多了。
我想也是啊。一來是愛書人是民國五十二年次，那個年代父母能向小孩說二二八嗎?二來是，臺灣那一代所受的教育是橫植的斷代的與臺灣這塊土地是疏離的，與上一代的共同文史語言很少。
愛書人喔的一聲。
大姊說:就拿你爸爸的葬禮上，爸爸那一輩的，誰的眼眶最紅?
愛書人說:就是在三芝那幾棟怪建築當看守的某某某叔叔啊。
大姊說:你知道嗎?那位叔叔是留日的高級知識分子啊。白色恐怖時期，上了黑名單。他就躲了三十多年。沒身份證。那是你爸爸透過他與海軍做生意的關係幫他弄出來的啊。你沒看到那位叔叔拿到時，狂喊著我又是臺灣人了我又是臺灣人了的欣喜。事實上你父親早就在掩護他了。
愛書人說:爸爸最疼我，怎麼都沒對我說?
大姊笑著說:你不知道的事情可多了。你外婆是銜著金湯匙出生的。嬌生慣養的脾氣很不好。從小不曾碰過針線掃把菜瓜布。你的曾外公比較傳統。認為女子不當多讀書。於是阻止她考臺北第一高女。錯過了報名，而天主教外國人辦的靜修女中也開考了。她就偷偷去報名而考上了。曾外公鬥不過她只好讓她去唸這外國學校。
外婆會彈鋼琴，畫國畫，西洋畫，跳芭蕾舞，插花，書法，茶道等等。愛漂亮也很優雅。她與你外公是青梅竹馬的，是自由戀愛的，而不是當時盛行父母主婚的媒妁之言的。他們當年走在台北中山區的七條通，手牽手，常常被丟小石頭，罵不要臉。
大姐轉過頭來對我說:我媽媽和我一樣都不擅於為先生的事業理財。而我媽媽在我爸爸事業走下坡後才知道人間的疾苦。然而她的心都是放在我爸爸身上。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三月上旬時國民政府的部隊佔據了基隆到台北的各個重要據點。鐵路與電話都不通。我的媽媽與人在艋舺的爸爸失去了連絡，沒有音信。媽媽每晚聽到海軍司令部的卡車與機關槍聲越發得坐立難安。
於是，請她的妹妹陪同，兩個人從義一路住家開始徒步準備走到艋舺。一路上她們在每座橋樑前後，重要道路口，官方建築物，遠遠看到阿兵哥，就要舉起雙手走過去，走近時讓阿兵哥上下摸身檢查有無異狀，最後，走到汐止就折回來了。
我問說:為什麼呢?
大姐說:那是因為她們兩位愛漂亮，手帕插在旗袍胸口上，腳上穿的是高跟鞋。
不過我心裡想，恐怕不只是愛漂亮吧?或許是要讓遠遠的阿兵哥看到旗袍好辨認不至於開槍吧?同時也表示是好人家吧?這部分我也沒多說。只問說，怎麼會不怕阿兵哥無禮呢?
這點大姐說，應當軍紀還很好沒發生任何不愉快。
大姐還沉溺在二二八後的那當時。
她繼續說:我媽媽一路上看到草蓆蓋著的受難者，她就打開來看看是不是爸爸的臉，一路上不知道看了多少具，走到汐止時，已經沒有腿力，高跟鞋也壞掉了，就這樣手提著高跟鞋，不知道該是悲還是喜，赤腳走回基隆來，兩隻腳板都走破了皮。
過兩三天電話通了。媽媽與爸爸通上話了。祇是眼淚一直掉，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你問我二二八有沒有影響到我的家?我外公很幸運安享天年。但是有兩件事深深影響我的家與我的婚姻。
大規模逮捕後，逐漸平靜了，電話與鐵路都開始通了。我們的店也開始營業了。許多沒看過的憲兵與保安處的兵都會到我家來買巴特力與電料。我們的辛勞(店員)也必須送貨到部隊。有一天，兩位店員，其中一位是瘖啞的辛勞到部隊取回部隊所借的機器時，一位長官指著滿地的日本武士刀，台灣菜刀，日本軍服與武運長久的旗，問店裡有沒有?一位說沒有，瘖唖的那位卻猛點頭。
馬上，二三十個兵，二輛卡車嘰的一聲，又到店裡來搜索一遍。上一回是地毯式，這一回就是抄家了。
從一樓抄到四樓。結果，在員工宿舍的區域發現了日本軍帽，日本圍兜兜，日本軍衣與一把武士刀，還有綁腿。這不得了了。認為這也是參與二二八的證據。而事實上，據辛勞們說，這是因為民國三十五年起，治安逐漸敗壞，辛勞們為了防止有人上門打劫而預備的防身武器。
部隊長官不採信，他不抓小的要抓大的，要求將我爸爸交出來。而我爸爸人還在艋舺老家。於是，我媽媽打電話要爸爸不要回基隆。想盡了辦法。幸好，有一位爸爸的朋友的太太與那位部隊長官的太太的另外一位麻將牌友太太有認識。透過這位太太送了一顆媽媽的大鑽戒。那顆大鑽戒除了中間的鑽石外，周邊還鑲著小鑽。
部隊長官傳話來說，知道了，是誤會一場。
可是之後我的姑姑，某某某，我們都叫她歐巴桑，她是我外公姐姐的女兒。她就沒那麼幸運了。他在老松國小學教書時，突然有吉普車與兩個便服的阿兵哥將她帶走。學校，家裡都不知道是甚麼回事?也都沒消息，也不知道是哪個機關抓的?
過了一年多才收到報平安的家書。說，她在火燒島當新生。關了好幾年。原來，她曾經在台北中山堂為某個團體的音樂會伴奏。因為歐巴桑除了會跳芭雷也很會彈鋼琴。
而那個音樂會主辦的團體被政府認定為叛亂團體。歐巴桑說，在還被拘留尚未審問時，曾經有一位團體裡的音樂同好者，低著頭快速走過時，向她輕聲說了一句對不起。她認為這是無可奈何的懺悔聲音，可能就是他被迫舉報的。歐巴桑現在還在。但是我的媽媽在生前，私底下都還是認為歐巴桑應該有參加，否則政府為何會抓她?
關於剛剛那位所提的倖存者與那位歐巴桑這兩位受難者，我記得近代的書籍都曾介紹過。於是，約略向大姐與愛書人提起，應該都是被冤枉的。改天再來查這些檔案了。
這時愛書人要去上班了。沒想到一聊就過了中午。愛書人幫我與大姊外叫了兩碗麵。大姊將鮮蝦夾給我，她說她小時候吃太多吃到怕了。
大姐說:唉，那個時代該怎麼說呢?我記得我大約小五小六吧?被派去基隆市政府歡迎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我們在市政府門口迎接。蔣介石披著好漂亮的大衣，英俊挺拔；蔣夫人穿著旗袍，風姿綽約。都好好看。那時候，市政府的二樓是個ㄇ字形迴廊。
蔣介石就在ㄇ字形的正中央發表演說。演說沒幾個人聽得懂他的國語。他和我先生都是浙江人。但事呢，不懂歸不懂，演說完畢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許多人還是都感動得掉下眼淚來。當時我心裡想，他就是打敗日本軍隊的國家領袖，讓我們回歸祖國成為中國人，他那麼偉大，竟然就出現在我眼前。我也激動得和全場的聆聽者一樣，歡呼著萬歲，萬歲，萬萬歲。
大姐說:沒想到幾個月後就發生可怕的事情。那海軍司令部的屠殺，武士刀與那位歐巴桑的事件，影響了家族長輩對外省人的觀感與嫌惡吧?他們都曾盼望祖國，討厭日本。比較下來，得到的是如此的下場。
大姐說，這也是為什麼我與我先生相戀，八年之後才結婚?
我聽了算一算，說，大姐您二十六歲才結婚哪?當時可算是非常的晚婚了喔。
大姐說:對啊，尤其是這種有經濟地位的大家族。我父親在我考上基隆女中時，家境還很好，那時候每天進帳的錢，都是用布袋一袋一袋裝，放到家裡都沒地方放，考上時送了我一只日本SEICO手錶。
可是沒想到接連發生了三件事情:頭一個是做保，當時爸爸生意上的朋友承接了招商局的一個超大包案，我爸爸做保，沒想到，這位朋友領了招商局的預付款，竟然就逃跑了。這影響非常大，而漁船船隊，計程車車隊事業與礦坑事業都剛在起步，都還在虧損的階段。
光靠電器行本業的盈餘無法支撐。借貸來的利息越來越高。最後那前三項事業一一割捨，最後連和平島等地方的房子也都賣掉了。只留下了基隆市義一路的老宅。
我初中畢業時，我就自動不再升學了。因為我會唱歌，跳舞，彈琴，長跑，乒乓球所以呢我就被聘請到光隆商職附近的若石幼稚園。若石幼稚園當時招生很嚴格。就像是日據時代的日新國小。而且還會要求幼童的身體狀況合乎標準。我那時，基隆女中班上同學，有三分之二是外省人。我是運動健將，常和外省同學到台北比賽乒乓或者是馬拉松，有時都會一起睡在北一女中，隔天一起競賽，所以我對外省人的思維不陌生。
而我在光復後就勤學國語，所以呢，國語非常標準。這也是我被錄取的原因。當時和我很要好的兩位若石的同事都是上海人。而我因為當幼稚園老師而且是臺灣人必須負責與臺灣籍家長溝通的關係，很快就學會標準的臺灣話。
而這一同時間。我家義一路的大宅也不得不分割出一樓的前客廳當作店面出租。我先生與幾位外省同事就來請求承租。
我的先生離開憲兵部隊後。就跟上海的同鄉到臺北市博愛路學做裁縫。當時的博愛路有許多上海人在開。做了一年多，也不知道量了多少的臺北一女中的女學生。
可是他實在沒興趣。於是來到基隆跟著學廢五金生意。他的工作地點就在我家附近。他們常常要向臺灣造船公司標案。以前，臺灣造船廠與高雄的中國造船廠很多是海軍轉役的。所以他的新東家也是在義一路我家附近開。這是因為靠近海軍司令部的關係。
我當了若石幼稚園的老師後。我先生的同事朋友找他出來合夥開。我爸爸對我先生有印象。認為他勤奮忠厚。於是就將前半截的店面租給了他們做五金店。
那時候，爸爸的事業一天不如一天，衰敗得很快速。那年我十八吧?我姑姑將我爸媽找去艋舺商談。希望我爸媽同意將我匹配給姑姑的兒子，並表示將我安排到艋舺的信用合作社擔任職員。我那表哥，已經從建國中學畢業了，當時讀了臺灣大學；而姑姑除了小四時給我看的寶盒外，她也是信用合作舍的大存款戶。可是自由戀愛的爸媽，婉轉地說這需要我女兒做主。
而我，也不知道是喜歡上哪一點?可能近水樓臺吧?已經與我先生相戀了。起初，他是透過若石幼稚園我的上海同事，這位上海的女同事長得很美，爸爸是領港人，家境不只是一般的好，可是很得人緣，與我很好。託她向我致意，希望與我交往。
之後，每天清晨就在我家門口等我，陪我從義一路走到中正公園左轉走信一路到若石幼稚園，這也是我幾十年來吃慣了那家公園下一片十五元的蔥油餅的原因；傍晚，就等在幼稚園門口陪我走回家裡。但是不像我爸媽敢在七條通牽著我的手。
這個消息一傳出，那可不得了。雖然落敗了，可是經濟上還是中等以上的人家。畢竟是大家族，所有的家族成員都反對。
最主要而認真的理由是，哪一天反攻大陸，那我先生會不會變心，或者拋下我而回大陸。其他的理由對現在的年輕一輩是很難想像的。比如說:如果吵架了，會不會我先生這個外省人一生氣拿個手榴彈來丟我們的家?那我們全家就死光了，外省人有的很蠻橫的啊。
而我知道，除了反攻大陸，還有就是，有鑑於生意人的事業無常，我爸媽很不希望我嫁給生意人。
父母親看著我先生一人在臺灣，克勤克儉沒變壞，還滿信任他，不過，很難抵擋家族的反對。但也都沒罵我，最擔心的還是反攻大陸這個變數。那幾年來說媒的很多。我還是很堅持。
我在若石幼稚園的第一年，參加台北中山堂的芭蕾舞公演。當時臺灣沒有賣高級的巴蕾舞鞋。爸爸的生意朋友某某某很有錢，他的兒子聽說了趕緊從日本帶回一雙；我的先生則請朋友從香港買回來，我都沒有收，前者是不可能嫁給他，後者是我沒把握結連理。
八年，整整八年，也就是二十六歲那一年，我才與大我四歲的先生結婚。我常說，對日抗戰八年，我們的婚姻也與省籍抗戰八年。隔年生下老大，所以說我的大女兒是民國五十年次，接著每隔兩年又生了老二與老三。
結了婚之後就搬到信義區的東明路租了一間大倉庫。他希望我辭職，可是，我還是堅持我的興趣。他也尊重我。
我爸爸的生意卻越縮越小了。後來只能拿房子來貸款。結婚後沒兩三年，義一路那老宅也賣給別人了，沒多久也往生了。我先生剛開始的生意還做得很好。可是呢，他在外頭脾氣很不好。常常得罪人。而且，這時南部的拆船業不再是老一輩人在做，而是年輕一代的在做。他跟不上時代了。比如說，送禮給官員這回事。以前都是標案完成後，再看獲利情況請客送禮；可是呢，年輕一代的採取的方式是先請客送禮再去標案。所以說，我先生常說，還沒賺到錢就要先付出，當然標到的案越來越少了。
結婚後，我先生對我的家庭貢獻很多。即便是到了生意末期虧錢也是如此。我的兄弟中有一位剛開始很不如意。他都沒有的二句話，竭盡所能的填補。填補了好多年好多錢，那是不容易的肩膀啊。我基隆女中的同學告訴我說，如果是一般的先生早就和我離婚了。怎麼可能將大筆錢往岳家送?
可能也因此之故吧?我每次回娘家。我最怕談起政治。從一開始的黨內黨外之分到後來的藍與綠，我先生總是與我兄弟姊妹論戰。每次回到基隆家裡，我就對我先生恐嚇說，我家裡人只是尊重你，才讓你，不跟你爭辯，你如果再和他們吵，我就不帶你回去艋舺娘家了，你這樣讓我很為難ㄟ，只有咱是國民黨的啊。
我先生總是像個小學生不服氣又不敢吭聲。結婚以來他偶而會大聲講話，對我這個受日本國語家庭教育出身的我來說感覺很委屈。後來，開放探親時，跟著去大陸上海幾次，才發現他們家人講話都是那麼大聲。這也難怪。他一講完一轉眼就沒事人樣，而我還在氣。這樣磨合了好幾年，才學會對我講話輕聲細語。
我先生的事業在民國七十年左右也落敗了，也收了起來。那時，我已經開始在開幼稚園了，所以可銜接上經濟上的空擋。而我先生也都會像個使用人幫忙。
我那先生的嘴巴很不甜。陪我到電影院看電影都會睡著。從來不會讚美我或者說我愛你。可是有一回，我的三女兒笑著說，爸，你怎麼會娶這麼一個胖女人啊。這位疼女兒們如命的爸爸說:你媽媽是操勞到胖的。當年你媽媽的美，你們都不如。
先生晚年住院時，經濟很不好，可是三個女兒還是幫他請臺灣籍的看謢，一天兩千元哪。我女兒們竭盡盡所能讓他住單人房。那時候我女兒們都要我不要陪以免也病倒了。可是我堅持要靠在沙發上陪他。我從不干涉或影響看護的工作。我為什麼要陪呢?那是因為他孤苦一個人來臺灣，我不要他要走前沒有親人的陪伴。
從來不說我愛你的先生。問他，煮的菜好不好吃?他說還好；問他，我新買的衣服好不好看?他說還好。可是他再怎麼忙或是不得志，他還是會帶我四處走，到中央酒店或者基隆舊市場去吃飯。往生前的兩天前。他第一回執著我的手。說:京子，謝謝你。眼淚就掉下來，可是面容是微笑的。他終究還是沒說我愛你。
我該到下一家了。我看看書桌上的四乘六老相片。很清瘦的年輕人，正微笑地看著鏡頭，很自然地煥發著溫潤與真摯。那就是這位上海來的浙江鎮海偽憲兵吧?
他走的時候應該是很歡喜吧?
謝謝這位愛書人的書，麵與這位大姐與這位大哥的故事。平安快樂
2011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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