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竿林溪上游水車間水壩的角落)
74 歲的女士，童年是在新北市瑞芳區侯硐大粗坑度過。她說：
民國50年之前，被稱為小美國的大粗坑，大約兩百多戶。振山金礦（ 劉明先生的礦業公司）收起來之後，村民分別向九份，瑞芳等地搬遷。 吳念真是鄰居。沒想到他這麽有才情。同住在大粗坑時，他也不過是個活潑的小孩子。昇平戲院重新啟用後，他每年重陽節幾乎都會回到九份這戲院。有一回跟他照相，跟他說我是某某人的女兒，某某人的姪女，他就想起來了，我叔叔跟他爸爸是結拜兄弟。......。大粗坑，在日據時代和光復後，因為金礦的關係， 有柑仔店，小學，...撞球間和餐廳等等。可是，我們大粗坑人採買還是在九份。九份那時甚麼店都有，甚麼貨品都比台北市大稻埕還齊全精緻。比現在熱鬧興盛多了。大粗坑就在大竿林的山後。兩個聚落往來密切。大粗坑往九份舊道，會先經過大竿林。吳念真愛到九份昇平戲院看電影，我和姐姐也是。走山俓大約四十分鐘抵達豎崎路昇平戲院。傍晚去，回家很黑暗的路，就必須依靠手電仔。當年，九份的路燈很少，三十年前才開始普遍設立。九份不只物質豐富，人文也是很精彩。許多詩人，畫家，作家，音樂家，歌星，.....明星等藝文界在大九份地區（ 廣義） 定居，旅遊或出生。
我大娘姑，三年前以95 歲往生。她瘦瘦小小的，但是很會寫毛筆字和做古典漢詩。她的老師就是吳如玉。吳如玉的漢學堂（ 暗學仔，漢學私塾，書房） 就在大竿林迴轉道第二間。吳如玉是傳統文人，詩文和書法都很受稱讚。光復後漢學堂舊址的房子轉好幾手。但是沒有改建。目前沒人居住。礦山人家長普遍來說，注重孩子教育，除 了讀九份公學校（ 日據時代台灣子弟就讀的小學），也讓我大娘姑來讀漢學堂。 而我大娘姑，有天份，也認真學習，大風雨和大日頭，猶原是從大粗坑來回。房子的旁邊本來有兩棵大榕樹，榕樹各掛了一個盪鞦韆，年少時，我很喜歡在那裡玩。....。
之前九份阿婆芋圓賴老闆和耆老們也曾指點過我漢學堂地址。多一個人說總是很好的，更肯定了。吳如玉的新民學堂，是老一輩人深刻的記憶，也以它和吳如玉為榮。是日據時代他們學習漢文的私塾。大竿林聚福社北管弟子許大師兄曾經來跟著讀三字經，千字文，四書等等；他跟我說，上漢學堂對他在北管和弟子戲方面很有幫助。他也是金煤都做過的坑內礦工。立志讓孩子們能讀多高算多高。不願意子孫承襲父祖繼續下坑。而子女也很讓他們賢伉儷感到光采。（敬請 卓參樂伯二手書店部落格）
本地耆老總是會自稱大竿林人，不會直接跟地方上的街坊說是九份人。對外地人才會自我介紹是九份人。解釋大竿林和九份有何不同，這太費唇舌了。這大竿林和九份仔等於是兩個國家的差別。李敏慧學者說： 大竿林位於福住里與頌德里間的聚落,即今福住社區。過去因係長滿一大片菅芒而得名。大竿林、九份與金瓜石是日治時代九份庄的三大聚落。（李敏慧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編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臺灣地名詞書。）。換句話說，大竿林，金瓜石和九份是組成九份庄的不同而獨立的聚落。
大竿林目前視為九份的一個社區。日據時代有一所漢學堂在大竿林是很不容易的。九份地區日據中期應當有三間。日據時代晚期日本政府意圖盡殲滅漢學堂與漢學； 這兩者，幾乎是敵對日本民族的象徵了，必須承受日本政府的取締與打擊。重修臺灣省通志和日據時代臺書房研究這兩本書，說，日本政府佔領台灣初期是消極管理書房(漢學堂)，晚期；九二八事件，七七事件之後則是積極毀滅書房。(敬請卓參附錄一）
日據時代初期臺灣首位西畫家倪蔣懷先生在大竿林開設炭店。而李碩卿，.....張純甫等等漢學家與詩人都曾拜訪大竿林，九份，吳如玉和他的新民漢學堂書房。而在九份也有古典詩社的成立。北管和西洋音樂在這裡更是蓬勃發展。（https://blog.xuite.net/lobo32xl/twblog/589429394。）
關於吳如玉的詩文，九份三間學堂，詩社，等等之前在部落格報告過了，就不再贅言。
女士說，礦山人家長普遍來說，注重孩子教育，才會讓我大娘姑讀漢學堂。這的確是。這點日據時代昭和八年1933 年編的基隆郡勢要覽也這樣說，發現礦工家庭比較願意讓孩子進入公學校。並且解釋原因說是找工作和將來待遇比較吃香。 報告中說：
礦業的勞動者與其兒童的就學率之間存在著頗為特殊的現象,那就是其就學率遠高於農漁山村,這可能是因為其家長認為國語(日語)不僅在工作上較吃香-就連工資資收入這種現實問題的種種交涉也要用國語,因此促成其兒量的就學率有較高的傾向。...。
這是社會問題，應當由社會學者去調查研究出礦業家長與農漁山村的孩童就讀比例的差距；是不是希望下一代脫離礦工生涯的宿命，跟家庭勞動力的需要與供應就學能力，.....學校的設立遠近與普遍等等有關？同時；或許不只日文學校逐漸受重視，漢學堂也是礦工家長樂意的選擇。如果有機會，誰願意危險的礦工生涯一代傳過一代。讀書識字是一條路。
1963 年文曉村詩人有一首年輕的礦工詩:
縱然在深山荒塚之下
而對着黑暗的世界
沒有陽光,沒有白畫與黒夜
還要扮演一隻鼴鼠的角色
縱然是黑牢,是墳墓
上一代的人已經埋葬在此
需要流更多的血,更多的汗
甚至你額上那盞微亮的小燈
說不定也有熄滅的一天
你堅硬的鐵手啊,仍然緊緊地
握着電鑽,握着鋼鍬
向黑暗的世界,黑暗的牢獄
展開無情的攻擊
你是征服黑暗的戰士
創造光明的礦工啊
（ 文曉村，小鎮羣像，年輕的礦工,頁48, 葡萄園季刊，葡萄園詩刊社，第三期， 民國53 年，1 月15 日）
九份地區有三個私塾的漢學堂，這代表甚麼意義？ 會不會是漢字本來就是台灣人所使用的日常文書，因此也被礦工家長同意就讀或是兼讀？或是其它考量呢？ 吳濁流先生在台灣連翹一書中感慨日據時代義務教育，如此解釋日本話，為何台灣人從討厭到被重視，他說：
教育則非機會均等不可,可是領臺達二十五年,臺灣人的就學率,平均還不到百分之五十。 四湖庄（ 吳濁流當老師的所在）算是最可憐的了 就學率僅百分之三十,女子則只有百分之十二、三。 義務敦育的前途還非常遙遠。從臺灣人搾取所得的莫大的金錢,究竟拿到那兒去了呢? 只有沙糖一項,不就有一百萬的日本人,在東京優游過日,吸食那甜汁嗎?(原註:全島製糖會社的股份,九成九是日本資本家的)口頭上雖然說內臺一視同仁,可是那裏有平等呢?想 到這個問題, 就禁不住想抓一、二個日本人痛揍一番。.....。
.....當時日本當局要由地方人士請願,才准設立學校,因此各地方的村中的先覺者便做發起人,校舍用地或校舍有人捐贈，後才提出請願。 臺灣人在日本領臺當時抵抗過的自然不用說,凡是不喜歡日本敎育的人,都讓自己的子弟去學漢文。但這種狀態維持並不長久。在明治時期躊躇逡巡的,到了大正時期,就覺得日 本話的必要性。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新的世界思潮湧來之故,有識者認爲全民皆有受日 本教育的必要。鄉間也紛紛請求設立公學校。這現象有兩個理由。對官府的交涉限用日語，懂日語容易賺錢,尤其是當醫生必定致富。 （62 頁，75 頁，草根出版）
走過日據時代的大竿林耆老 ，每當我請教時，深像是這位女士，他們都很驕傲地說大竿林有吳如玉老師和漢學堂。 有幸上過課或是看過詩人們吟詩的耆老，當一提起這兩個關鍵詞，就如同前述的許大哥，他們總是以典雅台灣話朗誦古典課文或是古典詩詞來回憶青春。彷彿吳如玉老師或是客座教授李碩卿等等正在注視著他們。總認為私塾漢學堂書房是九份寶貴的礦業文化之一。 日據時代漢學堂的存在，宛若是一盞不怎麼明亮的油燈，代表家長對子女的期許；不要再使用文曉村詩中那額上的燈。這麽多年的聆聽，發現入坑礦工們喜愛知識程度不輸給任何行業，他們也常說礦工出坑之後不是只有酒和賭，他們也常閱讀。只是，從小看過春聯貼有耕讀人家的自豪，但是卻從沒見過貼著礦讀傳世的來殷盼子承父業。他們心深處希望子女有不同的天地，而不是在坑道裡吧。
（2020 年新北市三芝區到府收購二手書舊書。非常感謝愛書人和這位女士。）
(2020年12月3日新北市三芝區到府收購二手書舊書。非常感謝愛書人。)
附錄： （1）：漢文教學在書房:日據以後,科舉之途已斷絕,書房教育又無從與總督府所設任何中等教育機關銜接,書 房顯然已不再具預備敦育之性質,僅存其不完整之普通牧育性質,換言之,其功能僅在培養學生讀書與識 字之能力。日當局雖強迫臺胞學習其語言,惟漢文在臺人社會已根深柢固,舉凡日常記事、通信尺牘、商 業簿記、契約證據等,無不仍以漢文爲工具,亦即漢文已成臺胞社會生活不可或缺之工具。漢文旣爲書房一 長期以來之主科, 書房亦爲漢文敎學之唯一重鎭。故日當局乃取漸廢主義,以暫時順從舊慣,保留漢文教 |育,他方則不斷加強日語及算衛等教學,藉以逐漸消滅漢文。......。（432 頁，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六文教志社會教育篇 )
總督府之查禁:總督府一則積極推廣「改良書房」,以代用公學校參與普及日語;一則消極査禁純敎漢文 之書房。所謂消極者,因其仍顧忌民情。諸如:民國十六年(日昭和二年,西元一九二七年)九月,臺南市當局下令關閉二十餘所市內漢文私塾,輿論爲之囂然,二十二名書房教師聯名向市當局請願未果,乃轉託總督府評議員黃欣代向總督府文教局陳情,始獲接納。結果將各書房易名「學術研究會」繼續開設。但 其後每年須申請核准一次,主持人因年邁或死亡無法繼續開辦時,應即關閉,不得另請新人續辦。 (註八 O)
至民國二十年(日昭和六年,西元一九三一年)獲准開設者僅剩餘五所。(註八一)。 日人視漢文復興運動,唯有破壞臺、日間之和睦情感,阻礙「內地延長主義」政策,影響公學校就學率，卽違背背國民教育方針。於是,各地方當局纷紛將禁絕漢文教育列作重要問團題，由消極轉成積極 。由此強制廢除公學校漢文科,及禁止在校中使用臺語或是使用臺語教學。嚴加管理漢文傳統書房，地方教育主管配合警察。對「未經許可或不良書房」嚴加取締,予以罰款, 勒停教學,解散或闊閉等處分,頓時間不少書房教師面臨失業業,陷入困境,導致怨聲四起,既無法公然開班授徒,乃惟有轉入地下 - 隨時被倍受取締威脅， 其是否存在對日當局似以不足輕重矣。（444, 頁）
日據時期之臺灣書房,在日人認爲對其有利之漸禁政策下,即以逐漸制其量、變其質之雙管措施誘導下, 有者,爲迎合其政策,不得不轉成所謂「改良書房」;有者,爲維繋固有文化之傳承(漢文教學),屢經日執政當 局之嚴管、限制、查禁,終被逼轉入地下等不尋常考驗,在如此惡劣客觀環境下,多半書房幾被脫胎換骨,量變 ,質亦變,唯有少數有心之士,虛與委蛇,即使轉入地下,亦在所不辭, 殊死非維繫其命脈不可,可見漢文在臺灣社會乃如何根深柢固, 所幸日人「欲澄滅其民族,則先消滅其語言與文字」之企圖,未曾在臺灣落實。 （吳文星撰「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444頁，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六文教志社會教育篇）
（2）：昭和八年度目前的學校敷有小學校三所、公學校 十六所,分校六所,農業專修學 校府(另有書房七間),兒童人數達六、111七名。且因郡內的礦業興盛,故從事礦業的勞動人佔總人口的三成,即三萬人 (包括兼職者在內)之多,從行業類別人口上來着,它僅次於農業人口居第二位,最近隨著金瓜石、瑞芳金礦事業的擴展,從事於礦業的勞動人口有與日俱的趨勢,然而礦業勞動者與其兒童的就學率之間存在著頗為特殊的現象,那就是其就學率遠高於農漁山村,這可能是因為其家長認價國語(日語)不僅在工作上較吃香-就連工資資收入這種現實問題的種種交涉也要用國語,因此促成其兒量的就學率有較高的傾向,故有 越來越多的庄民反應應該在窮鄉僻壤設置分校,為了回應區分庄民的希望,自昭和七年度起陸續在郡內新設了六個國語講習所（ 頁14,基隆、淡水郡彙編，譯者:陳存良）
（3）：https://lobo32xl.pixnet.net/blog/post/233226005
（4）：https://m.xuite.net/blog/lobo32xl/twblog/58946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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