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份昇平戲院的反共抗俄保密防諜－負責人親自每天全台灣到府收購二手書舊書長輩書藝術書學術書0958571502樂伯二手書店(立立二手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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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七點，從豎崎路緩緩走到了海悅樓與昇平座兩家茶館。還早，兩位老闆都還沒有營業。

我從海悅樓面海的陽台俯看著昇平戲院。那舞台的造型好流線形，好像是一輪彎彎的弓。戲劇曾經在這裡喧囂著，不知道有多少的中國，日本與台灣的帝王將相，販夫走卒在這舞台上奔走著?

不得不想起台灣詩人林齡的一首新詩【京戲】；前半段說；

在一陣緊鑼密鼓

喧嘩聲中，也該出場了

把現實的自我

暫且拋出九霄雲外

走入歷史，出將

入相

為著五斗米

用粉墨掩飾自己歲月

的斑駁，

強顏扮唱

讓歷史一在重演

無疑印證了人生如戲

戲如人生

無論哪個時代，人，是不是都是一個戲子?未必指望出將入相，但是在歷史老是重演的現實生活裡，強顏扮唱?想著想著，走下了台階來到昇平戲院大門口。

好訝異，昇平戲院，一根根鐵條所鑄成的門，門內的入口處，還有這麼兩句對聯；

反共抗俄增產報國

保密防諜人人有責

如果說，昇平戲院的建築本身是1930年代劇院風格，那這兩句對聯，恐怕就是1950年以來到解嚴之間的台灣歷史註解。

在台灣，這些標語逐漸被塗抹掉了。

就如同日據時代神社裡所刻劃的【奉納】的石柱給被推倒了一般。1940年左右，九份所在的瑞芳地區，發生了五二七思想事件，有資料可查因而受到刑求致死，美軍誤炸監獄或判處死刑的共有七十幾位；因為與案件主角，【瑞三礦業李建興家族】有關係而受牽連者以千計。金瓜石的勸濟堂豎有瑞三礦業李建興先生建立，唐羽先生所撰寫的紀念碑。

但是，在九份山城裡，我們是看不到這份歷史的傷痕印記。

看個電影，京劇，新劇，布袋戲，歌仔戲.....都還需要

反共抗俄增產報國，保密防諜人人有責。

增產報國那是應該的，誰不愛自己的飯碗與自己的國家呢?反共抗俄跟來看戲的礦山從業人與演戲的演藝者有什甚麼關聯呢?實在很難想像啊。

固然，台灣當時也有台灣人加入共產黨。

如發生在九份不遠的【基隆市工作委員案】，受人尊敬的高雄美濃人的共產黨員鍾浩東先生。

他的學生王春長先生回憶說，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鍾皓東先生接任基隆中學校長，上任後還曾帶領學生們到瑞芳侯硐李建興家族的瑞三煤礦參觀，實地深入位於地下一，兩百公尺的礦場巡禮，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參觀礦場，鍾校長親自帶領我們前往，讓我們覺得他很有耐心。鍾校長領導基中的方式很民主，但仍有周會。很喜歡運動，硬式網球打得很好，所以那時候我們學生也打得很好。

當時進入那危險的礦坑，是件很大膽的事。台灣六十年來，您可聽說過戶外教學是到礦坑裡?而戴傳李先生回憶說；

於民國三十五年左右加入共產黨，民國三十六年九月成立【基隆中學支部】後，於三十八年五月擴大成立【基隆市工作委員會】，發行地下刊物【光明報】，鍾浩東先生於三十八年中被逮捕後，拒絕在【三民主義課程】後發表感想，他說【我不是來受訓的，你們最好把我送回監獄裡。】。當時政府認為本省人不清楚共產黨的真面目，一律從輕量刑，但對外省人就不是如此。態度不好的他，最後被處死刑。成為大陸上第一位列入忠烈祠的台灣人。

.....而台灣人當時參加共產黨的時代背景，未必完全是為了信仰馬列主義，而是為了民國三十五六年來，社會狀況不滿所致。......。

(戴傳李先生，王春長先生回憶，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一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八年版。)

這不禁想起了另一份口述歷史。那是礦工高文章先生的回憶。書裡說，

高先生十五歲到十五分的永豐煤礦工作。......民國三十九年在老闆張俯鈿的深坑仔長豐煤礦擔任礦務組員。年底，劉明帶就讀師範學院四年級的李上甲到長豐煤礦公司來，並介紹給我認識。李上甲就與他同住了十個多月，於四十年底不告而別。出走後整理時，才發現他閱讀左派書籍，如馬克思的【資本論】等。

他立刻將書燒掉。然而就因為同住的關係，於四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半夜一點被逮捕。經由囚友林茂松(因鹿窟案被槍斃)說，原來，李上甲是鹿窟領導人之一。李上甲出走後，於四十一年底跑到鹿窟，又逃到瑞芳，再南下彰化後自首。

他自首後，供出與高先生曾經同住一宿舍。特務說，礦區那麼多人，高先生怎麼可能會沒有活動。於是七天七夜不讓他睡覺，僅供水喝。刑求時，用力揍下巴，或將棍子置於小腿與大腿之間，令我蹲下，然後扛起來猛搖；甚或用針刺，痛得屁滾尿流。虐待最甚者莫過於坐飛機，命我趴下，雙手反綁吊在棍子上，再扛起來猛力搖晃，沒多久就暈死過去。

李上甲自新無罪，我卻被視為匪諜。是【朱毛匪幫的外圍組織-台灣民主同盟。】。當時判案，隨便羅織罪名，只要有人告密或自首供認出你，特務循線逮捕，偵訊判刑，就有破案獎金可分紅，入罪者財產沒收充公，特務亦可瓜分。法官還說，判我十年算是便宜了我。

(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三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八年版。)。

劉明?莫非是九份大粗坑，後來也被當成知匪不報與匪同罪而被關了十年的大礦主?這改天再去查看了。

這位礦工，還回憶著一位難友，他說；

在軍法處保密局與我同牢的張姓農人，因有逃亡者到他家吃頓午飯，後來自新，供出曾到過他的住處後，他因此被捕。在保密局他仍惦掛家裡八十歲高齡老父，以及待播種的秧苗，一心一意想急著想回去。

保密局的特務告訴他，只要認罪，供出同案者，很快就可以釋回去。他單純無知，也根本供不出同案者，只好隨便將他弟弟的名字報上去。後來他把起訴書給我看，竟然是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提起公訴。

臨刑前，他還不知道要處死刑，急著要找獄方發給他的棉被心，我不忍心告訴他實情，只有安慰他，要他先走，我幫他找到後，在寄給他。像他這樣純樸的農人，被槍斃了，恐怕都還不知道叛甚麼亂?他的弟弟也很無辜，被判了十年刑。類似這樣的判決，冤枉的很多，讓人感到無奈與莫名其妙。

在當時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的鐵則下，製造了很多冤，假，錯案。而對特務不當的鼓勵，如破案獎金，沒收財產充公瓜分等，亦是冤獄促因之一。

高先生所說的很多冤，假，錯案。在當時的確是經常發生。甚至也會發生在自認效忠黨國的軍公教人員上。

比如說，對台灣電影很有貢獻的丁伯駪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本來是公務員的丁先生抗戰末期坐過日本憲兵隊的牢，也獲得中華民國政府的勳章，【忠勇多方，勛勞並著】，【忠勇愛國，堅苦卓絕】，【大節凜然，至堪嘉尚】....等等。

丁先生說，台灣光復初期，真正經營電影的並不多。最主要的幾位同業是，一位來自上海國華電影公司派來台灣的徐新夫，一位是上海【四聯】派到台灣的陸小洛，再有一位是台灣大同影業公司老闆鄭錦文的另堂大人-柯老太太(鄭柯副女士)。

公營事業只有台灣電影事業公司(中央電影公司的前身)，台灣省電影製片廠(只拍少數新聞片)，還有丁先生的義興影業公司。

義興影業公司那可是對日勝利後，台灣第一家民營電影公司。(民國三十七年)。

丁先生說，政府在大陸失敗後，遷治台灣，給共產黨嚇破了膽，老百姓誰要是隨便發個牢騷，那就有【匪諜】的嫌疑，一但被捕，很多就下落不明。民國三十九年我被以共產黨嫌疑被保安司令處逮捕。從綠島回來後，找不出為何被捕的原因，就在出獄五年後，偶然的機會碰到時任保安處長的某先生，他說，【老大哥，不要再查了，你是無罪被冤，問題是你得罪了人。】(一個電影工作者的回億丁伯駪，亞洲文化事業機構，2000年版)。

莫名其妙當了匪諜，並不是當時的特殊個案。這就不多說了。

已經是七點多了，我就退出戲院門口，折回豎崎路與基山街的交會處，準備回書店裡忙了。

見到一位先生很認真地在掃地。並且從石階路上很小心地檢起一隻隻的小昆蟲，往花盆裡的花草上放。

原來他就是昇平戲院隔壁的【海悅樓】茶館的林老闆。

我好奇地走過去一看。那些都是昨夜在路燈下狂歡而歇息在石階上的金龜子，鍬形蟲，蟬。林老闆說，現在可能大家公德心好，要是十年前，他每天清晨都要掃掉兩三個大垃圾袋的垃圾；至於那些小昆蟲，他是怕被路過的遊客們給踩死了，所以每天都會將牠們檢起來。

他熱情地邀我到茶館，帶我走道迴廊的雅座，俯瞰那已經沒有屋頂的昇平戲院。民國四十六年次的他，一一為我解說昇平戲院的內部構造，這部分改天再向各位報告了。

林先生說，他小時候父親經常帶他們一家子的孩子到昇平戲院看各種甚麼類型的演藝活動。而電影都是首輪片。台語片更是大宗。他還記得【目蓮救母】與【紅姑與陳繼志】.....等等。

這我不禁想起了丁伯駪先生。丁伯駪先生出獄後創辦了亞洲影業公司，出品了許多台語片，我相信應該有許多作品在昇平戲院放映吧?至少，【紅姑與陳繼志】。這是孫俠導演，由歌仔戲團寶玉金全體演員參加演出的，就是。

好高興，丁先生與我們九份也有密切關係。

只是，林先生的父親是礦業人員嗎?怎麼能夠有空帶小孩子來看戲。

他說，他爸爸，八十三歲，是瑞芳二坑的職員。日本時代因為成績優良，很受日本老師的器重。介紹給瑞芳二坑的老闆。那時，大家很尊敬老師。他父親到瑞芳二坑後，才發現，同樣的工作同樣的職級，新水卻比同樣的台灣同胞高了好幾成。

我說，好巧，瑞芳二坑的經營者就是倪蔣懷先生，這個礦坑曾經出過蔣瑞坑，洪瑞麟等畫家。而曾經在樂伯二手書店所在的九份大竿林，開過木炭店的倪先生更是被譽為台灣第一位水彩畫家，樂善好施，也被稱為第一位企業家資助藝術家的典範人物。而倪先生也在1940年代因為前述的【五二七思想事件】被調問。後來提出日記證明與瑞三礦業李建興家族無大關聯，而獲得釋回。

林先生說，他從小就進出戲院，倒是沒住意到

反共抗俄增產報國

保密防諜人人有責

這副對聯。這是新噴上去的嗎?

小時候，他還見過【青年黨】還曾經在昇平戲院開過全國代表大會。那時好多人，但是本地人不敢靠近。因為怕參與政治，一不小心就惹上麻煩。

他的爸爸，解嚴前。都告訴別人，他只是小學畢業。其實，他擁有日本某某法律專業學校的函授班畢業文憑。國民政府來台灣後就特別注意知識分子，所以不得不小心。

已經八點了。我不好再打攪林先生了。就告辭了。

打字打到這裡，再將林齡先生的詩作(迪化街的春天，1997，絲路出版)拿出來看一看，另外一首詩【歌仔戲】，他說，

人生也許是一場悲劇吧

不然她們怎麼每天都在悲歌

連說話也淒淒切切

這在那個老奶奶及那個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