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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10月12日的九份公車站日落
今天九份日出前九份
銀亮星星撐在九份山城的藍空，農曆20號，只剩上半截的明月快走到大屯山。
九份隔頂守候日出。
一位先生走近了我，他正準備拍照。
好高興，看外表，以為是在地人，可以請教一些九份的過往。
水湳洞的海灘湧著白浪，聽不到潮聲，不同種類的鳥兒唱著牠們天欲光時慣唱的曲。
他稱呼我:老師傅，您是台灣人嗎?
習慣被稱為老，而且1991年曾經在上海工作三個月，知道那是尊稱。當然這是自我安慰。
我說，是的。請問您府上哪裡?
他說，上海浦東。
我說，那不就是杜月笙的同鄉嗎?上海進步好大啊，1991年浦東還是老城鎮。那時，改革開放還沒在上海開始進行。
茶壺山山尖此刻由海上投射來了金黃霞光。
他說，哪裡哪裡，的確，浦東是鄧小平南巡後才開始發展的。鄧小平對大陸現代化很有功績。杜月笙就在隔壁縣，我們靠海。
初見面，談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似乎很不禮貌，就沒請教。
問說，來台灣習慣嗎?
他說，很好。只是台灣的菜比較甜，可能台灣產糖，而我們產鹽，吃得比較鹹。
來台灣7天，有兩個很大的感慨是，第一呢，台灣不分國民黨，民進黨，共產黨，藍的，綠的，紅的，橘的等等，沒有像我們那裏管制那麼嚴。
我說，慢慢來，台灣2，30年前也是如此，以後會拉近的。請問您貴庚?
他說，不老，67歲。
我說，喔，這是辛苦的年紀。
最早班的1062號公車行駛過報時山的觀海亭，打開車頭燈以及紅色的字幕:金瓜石往台北-在暗綠的茶壺山山背的陰影中行駛。
長嘆了一聲，唉，他說，出生時還沒解放，童年後經歷好多運動。
記得51年(民國40年)，那時還很小，就看到麻繩串了一串20多個人，沿路拉著，拉著去槍斃。
我說，是鎮壓地主，富農，反革命嗎?
不知怎地，腦海裡浮現出張愛玲在真實故事的"赤地之戀"一書中，描述韓戰那一年，本來被定性是”中農階級”因為"土改"運動需要，被提升為富農階級的唐占魁，也是下地，吃粗茶飯，克勤克儉，但是最終與10幾個"土改”罪犯，腳和腳以粗麻繩綁著前後相連，背後插著【封建地主唐占魁】的白紙標，同時被槍斃的畫面。(赤地之戀。張愛玲。皇冠。1998年11月版。)
他說，不是，黨說，這些都是刑事犯，.流氓，買賣鴉片的，吸食鴉片的，海邊的強盜或是國民黨時代就被關的罪犯被清理的。
地主，富農還是被城市人同情的。因為，他們也是下地耕種，或是像九份的小店主們一樣，站櫃檯吆喝的。這兩種人吃飯和長工們一起吃，頂多，屋內的設施比較好。
我說，喔，那，哪些運動可怕呢?
太陽快升上茶壺山，雲朵都染紅了，可是水湳洞海面依舊暗淡。
他說，可怕的不是三反，五反，而是反右和人民公社，和大躍進。
我問說那文化大革命呢?
他說，呸，那是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少奇和林彪的黨內清理。
人民經歷過了17年的共產黨統治，人民有一口怨氣或冤氣；毛澤東算準了，這次被批鬥的主要是黨內的鎮長，廠長之類的官員。我們老家也是在鄉下，這次就沒鬥到我家來。
是讓人民鬥官的。
天色逐漸大白。我們所站的位置是九份最佳的。當然，一如台灣最好的位置是給墳墓的。隔頂這裡前後都是墳墓，還有一排空的金斗甕在我們面前。每座墳墓的墓碑被照耀得好亮。
我說，這不是奉旨造反了?
這讓我想起了鄭義先生所說的:
{毛澤東深感大權旁落的60年代中期，他決心利用這一”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歷經兩千年君主殘酷塑造的中國人民是絕不敢輕言造反的。毛的號召，使一切造反行徑名正言順，現在不反，更待何時。....。毛和人民同時找到了一種形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這就是毛的權力鬥爭和民眾的民主鬥爭相互交叉，相互利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紅色紀念碑。鄭義著。華視文化出版民國82年7月15日初版。第182頁。)。
我說，那另外一個感慨呢?
他說，台灣人有兩種，一種就是守著小天地，不求大改變，於是，就像九份有許多百年老店，只願意固守在當地；而另一種人很前進，到大陸或者是去世界發展。
星星早已匿跡，月亮還看得見，只是要費力看。
他說，再見了，他是跟著團走，該回酒店了，大伙們該都起來了，準備吃早餐要出發了。
問我，您是屬於哪一種?
我說，我屬於前面一種。
他說，這就是自由啊，沒人會笑誰不長進，不懂得抓住機運。
我開玩笑說，是我沒深入理解和學習”黨”的政策啊，89年天安門民運後的兩年後，我曾在大陸待過一年多。
他也笑了。
果然，有幾位朋友來找他了，就彼此說再見，祝福他來台灣玩得愉快。他祝我生意興隆。
看到公車了嗎?
目送這位爽朗的遠方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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